他是司马光的学生，但比包公更让人害怕，人称“殿上虎”！
文/晏建怀
北宋前期，言论相对宽松，政治相对自由，士大夫敢说、敢做、敢当。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蔡襄、赵抃等人，都是在谏官、御史职位上，以直言谠论、不避权幸而留名青史。北宋后期，党争不断，士风凋零，蔡京、童贯之徒皆以见风使舵、吹牛拍马走上权力巅峰，能说直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敢说直话的人越来越少。但就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仍出现了一个不怕丢掉前途、抛却富贵、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而坚持说直话的谏官，比包公更加让人害怕，他就是刘安世。
刘安世，河北人。父亲刘航，任过地方官吏和外交使节，官至太仆卿。刘安世出生于书香门第，又随父亲辗转于各地，可谓见多识广。1073年，刘安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进士。当时，读书人只要考上进士就会被朝廷立马授官，顺利走上仕途。但刘安世却拒绝了朝廷的任免，拜当时退居于洛阳、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为师，潜心修学。司马光已经年逾五十，是当朝宿儒、文坛巨擘，但他收了这个脾气执拗的弟子后，传授给他的却只有一个简单的“诚”字，不教经传，只教做人修身，而且具体到要求刘安世从不说假话、不打妄语开始。
俗话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作为河北人，刘安世有其刚烈率真的一面，加上在司马光老师身边磨砻砥砺，心灵深处铭刻了一个“诚”字，造就了他诚实忠信、光明磊落、敢说敢当的性格特征。学成后，刘安世才接受朝廷的安排，出任洺州司法参军，从此步入仕途。
当年司马光退居洛阳，主要是因为他与王安石在“熙宁变法”这一场大改革中所持政见不同，而宋神宗是“熙宁变法”的主导者和领导人，自然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貌合神离。司马光报国无门，便以修史为由求退，半隐于洛阳。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由于他年仅九岁，宋神宗临终安排母后高氏“垂帘听政”，宋哲宗尊其为太皇太后，即孙子当朝，奶奶主政。高太后也像司马光一样，反对“熙宁变法”，她启用司马光为宰相，把宋神宗时期的改革法令全部废除。
司马光作相后，推荐刘安世出任秘书省正字，把他从地方调到了中央。后来，司马光去世，吕公著任相，高太后向他征求谏官人选，吕公著推荐了刘安世，任命他为右正言。右正言是中书省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因为它是以规谏皇帝、弹纠百官为职责而显得异常敏感和重要，宋代选拔谏官也历来严格，既要求品学兼优，也要求廉洁正直，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刘安世在朝中的口碑和品行。
虽然朝廷当时因变法而起的“党争”愈演愈烈，因说直话而遭到打击的人越来越多。但刘安世不做“墙头草”，说话的态度不因风声趋劲而动摇，履职的忠诚不因风险增加而稍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论权臣还是皇帝，闻过必纠，哪怕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也不放过，其胆识气魄，当时谏官中无出其右者。
宋神宗时代以来，朝廷大臣因裙带关系照顾子弟亲友出任要职的现象比较普遍，刘安世向高太后上书说，本朝建国以来，大臣子弟不敢接受要职，形成良好风气。但近世以来，大臣子弟亲友高官厚禄者屡见不鲜，祖宗确立下来的好制度，如今不复存在。而且，他列举了文彦博等七位大臣的子弟亲友授予要职的具体情况，而这七人个个都是曾经为数位皇帝服过务、劳苦功高的耆宿重臣。
宋朝刑律要求各家庭组织同居共财，即父母健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即不得另立门户、各蓄家产，严重者，可判徒刑三年。知枢密院事章惇父亲在世，却用儿子的名义强买百姓田产，事情暴露后仅罚铜十斤了事。刘安世认为惩罚太轻，以不孝之罪，多次上书朝廷，要求严办。
刘安世的忠直，让高太后十分欣赏，她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像刘安世这样正直的人，应该留在朝廷。”不久，便提拔刘安世为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后又重任为左谏议大夫。刘安世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使在面对给予他知遇之恩的太后和皇帝宋哲宗，他依然故我，仗义执言。有一段时间，民间盛传宫中重金征聘奶妈。刘安世奇怪了，皇帝才十四岁，还未娶后，征聘奶妈做什么？他猜想可能是以征奶妈之名，行搜美女之实。于是，刘安世便拿这种谣言作文章，上了一奏章，并在朝会上对高太后和宋哲宗说：“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太皇太后保佑陛下身体，为祖宗社稷着想，清闲之余，要引导陛下多研读经史，让亲信大臣教他古今治乱要义，努力增加学问，不要沉迷轻浮之好。”一番话说得宋哲宗惭愧地低下了头，高太后赶紧打圆场说：“此乃谣言，卿误听了。”
尽管此番对皇帝的诤言被高太后暂时圆了过去，不过，后来宫中也确实再没发生过征聘奶妈之举了。
刘安世在谏官任上，因为品德不端或违法违纪者被他弹劾的大臣不下数十人。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时任宰相，便被他弹劾罢去职。其他权臣如章惇、蔡确、黄履、邢恕等人，都曾因他弹劾罢官。刘安世出任谏官多年，正色立朝，秉持公道。他经常在朝堂之上与皇帝争辩，皇帝发怒时，他就手执书简一边站着，等皇帝怒气稍解，他又上前争辩。旁观的同僚、侍从们常常吓得冷汗直冒，无不敬畏，纷纷称他为“殿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