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吊屈原文_贾谊的生平

　　对于贾谊，大家知道他一般是通过初中的课文《过秦论》，这篇几乎要求全文背诵的课文，留给大家的印象可能只有最后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史记中，贾谊和屈原在同一个列传中，这种安排在唐代受到刘知畿的批评，认为体例有问题，但如此安排自有太史公的意思在。屈原自投汨罗江、贾谊很年轻就去世了，他们都是有才能没有得到发挥的人，所以后人为他们感到很“冤”。如果说屈原的“冤”是因为君王昏庸还说得过去，但贾谊遇到的可是汉文帝，汉初“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为什么遇到明君他还是没受重用呢？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认识很到位：“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并不是没有好的皇帝，“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就是说贾谊命不好，机遇不太好。

　　贾谊本人很有才能，在十八岁就因为诗书水平高被河南守吴廷尉召到府中。后来吴廷尉被文帝调到中央，他把贾谊推荐给了汉文帝。这里的说法很有意思：“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贾谊擅长的并不只是儒家的学说，而是诸子百家之书都很精通。这反映了汉初的思想界情况。汉初，黄老之说盛行，这里的黄老主要指黄帝之学，起源于战国时期，兴盛于西汉，后世的诸子中有很多，比如法家、到家即是发展了黄老之学的某一部分。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但也重视刑名法术，可以说是个综合性的学问。所以当时的人们了解的知识还未限缩为儒家学说，基本上诸子百家都在流行。贾谊掌握的就很好。

　　同时要看到，黄帝之学有和当时的五行、阴阳等谶纬之说结合，转变为一些神仙方术的趋势。贾谊受文帝重用“超迁”后，首先要做的也是这些“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等事情。比如讲汉自认为是黄帝的传人，因此是土德，颜色以黄色为上。所以不要被李商隐的诗误导了，他在诗《贾生》中写道：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意思是感慨汉文帝都不询问贾谊治国之道，就问一些有的没的鬼神之事。李商隐可能是借古讽今，说当时唐朝的统治者沉迷没用的鬼神之说。但五行、谶纬之说从汉代到唐代一直是治国的一部分，直到宋代理学兴起才衰微。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汉文帝刚刚进行完一个祭祀活动，在宣室坐着没事，想到了鬼神的事，于是问鬼神之“本”，说明问的是比较深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神神鬼鬼的问题。贾谊为他解说，一直说到了半夜，说明两个人都很尽兴，文帝都不自觉靠近了贾谊。最后文帝还感慨，很久不见贾谊了，还以为比他强了，结果还是不如他！文帝这次是认真请教的，贾谊也是尽心解读的，贾谊没有觉得被藐视了。在他们看来，鬼神之事和具体的治国之术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当时的思想情况。在这次谈话之后，贾谊立刻被文帝派去当自己小儿子梁怀王的师傅，因为梁怀王喜欢读书，贾谊正好可以教导他。这样明显是受到重用了。

　　但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他冤呢？可能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一些有远见的主张没有被文帝采纳，他在中央政府中没有发挥作用。他的主张中有一条他一直在坚持，“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这就是诸侯的问题。汉初总是在分封诸侯，刚建国的异姓诸侯王，到后来的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自成独立王国，几乎不受中央控制。贾谊看到了这些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于是多次提出直到汉武帝才完成的“削藩”之举。但在汉初，中央政府的实力并不足以对抗所有的诸侯王，汉文帝根本不敢冒险，明目张胆去推动这件事。因此文帝的反应只能是“不听”。所以贾谊只能被安排去辅佐一下梁怀王，文帝未必没有以待后来的意思。

　　可惜贾谊的机遇真的不好，他用心辅佐的梁怀王骑马时，不幸落马摔死了，他觉得自己作为师傅，没能保护好他，是自己的大失误，哭了一年多。贾谊是个非常感性的人，被安排当长沙王太傅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被贬了，路过湘水就写了屈原赋，后来有一只鸮，也就是类似猫头鹰的鸟，飞入他住的地方，他就写了鵩鸟赋，都是抒发自己不平之气的作品。这些不平之气等到受到重用自然会消散，但这次梁怀王再也无法活过来，贾谊也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最终因悲伤过度去世了，终年三十三岁。

　　如果遇到太平盛世，贾谊可能是个治世能臣，但他生活在了汉初，百废待兴，他的主张不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他也未能看清这个现实，最终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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