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9月于太原召开的“全国首届《西游记》文化讨论会”上，吴承恩是否拥有《西游记》著作权的问题在沉寂了数年之后再一次被提出。由于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李安纲先生在近年的学术活动中多次表述了“《西游记》写的是金丹大道，吴承恩不懂炼丹术，因而不可能写出这么一部奇书”的观点，加之会议期间面世的山西古籍版《西游记》(李安纲评注)采用了“原著 无名氏”的提法，因而这一议题在会议的讨论中显得尤其引人注目。
关于这一议题其实议论的已经太多。
这并非是怀疑讨论的必要性，而是觉得有些讨论实在没有必要。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如果没有共通、共识，那么讨论的感觉就如盲人骑瞎马，怎么说都觉得别扭。
从李安纲方面来说，否定吴承恩的态度是非常明确、坚决的，“吴承恩决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就是他的“《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章程的开宗明义第一句，事实上谢绝了一切讨论。这种非常先验的学术态度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在科班出身的李安纲先生身上的，但当我自以为弄懂了之后，也就释然了。李安纲先生的“西游记文化”研究，其立足点便是将《西游记》定位于道教宝典，也只有用道教的术数才能解通，而吴承恩却偏偏不是道教中人，这岂不是让人有点扫兴，于是他老人家便一定要象绊脚石那样被搬掉。尽管李安纲先生还没有考虑定《西游记》的作者以什么样的人为好。
如果说李安纲先生的考虑还可以理解，那么有些跟风者便有点奇怪了。比如，山西有位先生在《西游记》中找到几个他觉得有点亲切的方言词，于是便断言：《西游记》的作者是山西人。还有位先生断言吴承恩决不是《西游记》的作者，但当我冒昧的问，你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当是何等样人时，这位先生便一脸茫然。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对话，我想在讨论之前，应先将《西游记》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作如下界定：
1、鉴于现在已能见到刻成于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应断定该书成书不应晚于这一年；而从长篇通俗小说发展的总体趋势及《西游记》回目标题的对仗形式看，上限则不应早于嘉靖初年①，也就是说，其作者生活的年代应在此期间。其实，这是常识，作这样的判断应是研究者的基本功，根本不应产生疑义。
2、根据《西游记》中大量方言词和入声的广泛使用来看，作者应操下江官话。这一点我想也不应有任何怀疑。从方言角度参加作者讨论的人不少，但恕直言，方言也是科学，决不是能读懂几个方言词就能参加讨论的。我们在下文有一节专门讨论《西游记》的方言，为了表示对方言科学的尊重，我们着重推荐一篇关于《西游记》方言的文章，那就是江苏淮阴人、著名语言学家颜景常先生的力作《《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3期）。我意识到方言的重要性，但自认无力写出颜先生那样的文章，所以将颜先生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内容附在了我的文后，已作为我展开讨论的基础和平台。
3．从《西游记》基本行文风格看，作者应是知识博杂、性情诙谐的读书人，应是三教九流、琴棋书画、工商医农都懂一些，否则，那百首之多的不管什么体反正有韵的诗歌韵语，那些个随手点染的《棋经》、药名，古里古怪的妖精、神仙，就不是随便可以应付的。还应有点心高气傲、郁塞不平的情绪，其身份不会太尊贵，但文笔应可观，这一点在多年的研究中事实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如果有读者认为这三条有偏袒吴承恩的意思，那就既对又错。对在你已经发现这三条太象吴承恩了，错在用“偏袒”二字有误。这三条是已被广泛认同的共识，而决非偏袒。
在这个基础上，下面我们逐一讨论有关问题。
一 、关于《西游记》作者讨论的回顾
《西游记》问世之初，未题撰人，由于元代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亦确有一本《西游记》(实为其弟子李志常记述邱处机西行大漠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以大约自《辍耕录》始，《西游记》便被误植于邱处机名下。有清一代，翻刻、评点《西游记》者大抵与道教有关，这一说遂一直沿袭下来。
清中叶起，有学人开始怀疑《西游记》为明人所作，如纪昀。他认定书中不少官制为明代始有，邱处机撰书说实不可信。钱大昕还专门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证传说之谬。淮安籍学人阮葵生则据明代《淮安府志•淮贤文目》所载，明确认定作者乃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淮安人吴承思，其后同为淮安籍的学人丁晏又再次重申。至晚清，在学人的著述中，吴承思作《西游记》基本上已成定论。只是由于刻书者并无学识的关系，在各种坊本上仍可见到邱处机的名字。
本世纪20年代，鲁迅根据前辈学人的记载和有关文献，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研究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吴承恩的观点；同时，胡适、董作宾及稍后的郑振铎、赵景深等人也开始了对吴承恩的研究，赵景深还于1936年首次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至此，原本在清代学人笔下尚且模糊的吴承恩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主要仍在吴承恩其人其事，大约是因为资料的积累还不足以支撑更多的扩展。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修业先生从故宫馆藏中抄出了《射阳先生存稿》，这份珍贵的资料50年代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名为《吴承恩诗文集》，这为后来的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研究留下了极重要的伏笔。
80年代初，吴承恩研究有了明显的飞跃。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相继出版，加之发现了很多有关吴承恩的重要资料，终于促成1982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时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的召开。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使得吴承恩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清楚，而且吴承恩与《西游记》的关系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诸如吴承恩何时何地写成《西游记》，吴承恩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题材来源与地域文化氛围等重要问题都有了初步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者对资料越来越精细的剖析，作为吴承恩与《西游记》之间联系桥梁的一些重要资料，尚有一定模糊性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1983年，章培恒先生撰文提出怀疑，认为明清史料著录的吴承恩的《西游记》，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写定通俗小说亦即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这一说虽然出现在章先生的笔下，但却代表了一批研究者郁结在心中的疑虑，所以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关注；其后，有杨秉祺先生的附议，也有苏兴、谢巍等先生的反诘，争论陆续延续到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言是”与“言否”两种鲜明的观点②。以我个人之见，“言是”者从讨论中得到的似乎更多一些。
从太原会议的讨论来看，怀疑仍应属于这次争论的延续，没有新的材料，几乎都是复述，所不同的只是李安纲先生领纲提出问题更为武断些。
二 、对言否者质疑的答复
怀疑吴承恩作者地位的理由，林林总总，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1、与吴承恩直接接触过的同时代人或稍晚的李维桢、吴国荣、陈文烛、丘度等人对吴承恩的诗文均有评论，但均未提及《西游记》。
2、最原始的资料《天启淮安府志》在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时，并未注明这里的《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述，而清初黄虞稷则在《千顷堂书目》中将“吴承恩，《西游记》”纳入“舆地类”，表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与小说《西游记》不是同一回事。
3、旧例方志一般不录通俗小说，这也间接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可能不是通俗小说、《天启淮安府志》虽然说吴承恩“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但将小说称为“杂记”，也少见。
4．虽然阮葵生、丁晏均说书中多淮上乡音，但缺少举证，因而还不能认定《西游记》就属淮上乡音，吴承恩写《西游记》一说的基础也是不坚实的。
我们首先回答为什么吴承恩时代人没有提到《西游记》。事实确实如此，随着吴承恩的资料不断发现，与吴承恩交往的人士也被梳子似的梳了一遍，而其中竟无一人提到过吴承恩写《西游记》这件事。有人解释说，是传统的对小说的蔑视使之然。这话看起来有点象挡箭牌，虽说能抵挡一阵，但却不能使对方丧失战斗力。
我觉得事实并非系传统观念使然，至少不仅仅是。我们认为，很可能陈文烛、李维桢，包括丘度、吴国荣等人均未见过《西游记》，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吴承恩虽然也许早有写作动机，真正动笔完成却是在荆府任职期间(下文将详细论证)，而且，写成后极可能是将书稿留在荆王府等待王府出资刊刻，或直接交给书商。这样，吴承恩卸任回乡后，手边并无书稿，不谈或少谈此书就很正常，陈文烛等人不提此书也就不足为怪。这一推论基于如下基础：
其一，至天启年间为止，没有任何关于《西游记》的著录，以天启以后《西游记》见于著录的频率和当时文人对小说的反应程度为参照．可以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只能说明当时并无此书流播——包括抄本。
其二，我们都知道《西游记》的最早版本是万历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我们的潜意识中也就以为这一年《西游记》应该大行于世，人人皆知了。其实早已有人注意到万历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中杂有“荣寿堂梓行”字样，但没有深究。最近侯会先生发现第九、十、十九、二十卷竟然全是“金陵荣寿堂梓行”，侯先生认为这是世德堂本经过改版的重要证据，它告诉我们，世德堂在万历二十年并没有刻成或刻完后并未立即印行，尔后不知经过什么曲折，书版易手荣寿堂，经荣寿堂补版才得以行世③。其时间据侯会先生惠告，有证据表明应在万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后，也就是在吴承恩去世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之后。侯先生的这一发现，使《西游记》问世时间与《天启淮安府志》第一次著录“吴承恩《西游记》”的时间衔接，恰恰说明了与吴承恩有交往的人士不可能看到这本巨著的，也恰恰坐实了阮葵生《茶余客话》“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的说法，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吴承恩同时代或稍晚的人均未提到《西游记》的问题。
其次，我们回答《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可能是地理游记的问题。
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射阳集口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一条是最接近吴承恩的明确记载，距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过四十多年。以吴承恩“名震一时”的影响而论这条著录应是相当可信的。以这条记载为骨干，辅以同“志”《人物志•近代文苑》中的吴承恩小传，以及吴承恩生前好友前任淮安府官员陈文烛、陈耀文等人、“通家晚生”吴国荣所作的《射阳先生存稿》序跋、清初乡人也是知名学者的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的记述，便构成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主要证据。
言否者的主要疑问在于这条著录没有说明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多少卷多少回，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所以便怀疑有同名异书的可能，认为据此还不能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便是吴承恩所作①。笔者认为问题的提出固然很重要，但这样的理由假想的成份太重，明显地缺乏后续手段。按正常的逻辑处理，要证实吴承恩的《西游记》确系异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吴承恩同名异书的《西游记》或有关资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难得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
先说吴承恩《西游记》为异书的问题。要弄清是否属于异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找出异书或有关资料。丘处机的《西游记》与百回本曾经有过误植，最后便是通过对百回本中官制的考察和从《道藏》中找出丘处机的异书，使两书互见的方法解决的。对吴承恩《西游记》的疑义，也仍须如法炮制。但目前却没有一条有力的证据说明吴承恩确有过一本其它样式的《西游记》(关于《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和吴赴荆府途中作纪行游记的推测，笔者认为都不构成有力证据，理由下文详述)。这样几乎凭空的就要人相信当年《府志》上清清楚楚的记载是“异书”，岂不是有点强人所难？
再谈百回本的作者问题。构成天启《淮安府志》著录价值的，不仅是它的文字记载还因为记载本身符合百回本成书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宗明义就说到，《西游记》这本书的实际状况对作者有明确的限制：其一，从百回本回目形式看，其成书不早于嘉靖之初②。当然又不迟于万历前期，如果再精确一点可说是成书于嘉靖十五年后至万历初之间(1536—1572)。而吴承恩恰恰生活在这一时期(1504—1582)，其著作的最佳年龄恰恰复盖了百回本成书的全部间隙。其二，从百回本所使用的方言来看，作者应是江淮方言区人(理由下文详述)，吴承恩也符合这一条件。其三，百回本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其内容的丰富和文采都是从前各类《西游记》所不能比拟的，显然，作者对神话、志怪及笔记不仅博闻强记，且应有可观的文采。这一条，吴承恩也具备了，现存于《射阳先生存稿》中的《禹鼎志序》、《二郎搜山图歌》等大量浸润着浪漫色彩的诗文和独出心裁的《先府君墓志铭》可以作证。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府志》的记载便不会那么引入注目了。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假如把这里的《西游记》看作是地理游记，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要问，既然《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一本地理《西游记》的记载，那么书在哪儿呢?不要责怪这一问刁蛮，既然能够入《府志》，就应是吴承恩的主要作品，那么为什么吴承恩的同时代人提到那么多吴的诗文，却没提及这一篇?吴的外孙丘度搜集整理了《射阳先生存稿》，也没有见到地理游记，那么《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又是依据什么?要知道，如果是地理游记，它就绝不会象小说那样在吴承恩逝世几十年后才面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是地理游记，那实在有悖于先流传、后著录的常理。
也许有人会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为证，说其中“吴承恩《西游记》”是被归入舆地类的。
《千顷堂书目》的著录确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以这条资料的来源(过录)，著者的身份(非淮安人、非明人)，著录的时间(清初)而论，均不能与言是者所持的主证、旁证相抗衢，但因其恰是规定了“吴承恩西游记”的性质(舆地类)，发《府志》所末发，所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是，特殊并不意味着有力。要使它变为有力的证据，还有赖于其它几个相关问题的解决。
1、《千顷堂书目》所录书目是否皆为黄虞稷所藏或亲见，分类是否确保无误 ?
为此章培恒和苏兴、谢巍几位先生几年前曾大大地打一场笔仗，倒着实把《千顷堂书目》仔细梳理了一遍，结果谁也没说服谁。有人认为《千顷堂书目》皆黄氏亲藏目睹（3），便有人拈出其中十三朝《实录》和《永乐大典》证实并非如此，并推想因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纪行，因而黄氏在翻录天启《淮安府志》见到“吴承恩《西游记》”时便以此类推，将其纳入舆地类（4）；有人认为黄氏的分类不会有误（5），便有人找出黄氏的错处，说明《千顷堂书目》确有想当然误记和分类上的错误（6）。
这个问题是否能说得清，笔者颇为怀疑。目前，即使能证明黄氏所录并非全部目睹，那么又怎能证明吴承恩的纪行《西游记》并非目睹?即使证明了黄氏分类有误，那又怎能证明“吴承恩《西游记》”一条也是错误?清注意言否者章培恒先生的一个观点 “即使它(《千顷堂书目》)确是《国史经籍志》那样的性质，但既然黄虞稷是著名的藏书家，也就不能排除黄虞稷确实藏有吴承恩《西游记》的可能；纵使他确未藏有此书，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之把吴承恩《西游记》列入地理类乃是毫无根据的瞎编。”⑦这样一句话，似乎有失章先生的大师风范，但却能确保章先生实际上立于不败之地。遗憾！所以，尽管我已经了解到“千顷堂书目”确有问题，其中错误，卢文绍、吴骞已指出不少；了解到地理类是黄氏功力最差的一类，许多地理书都未著录，连《徐霞客游记》在《千目》原来都未提及，后来才由吴骞补入；但并不准备以此为证据参加讨论。笔者以为恰当的方法是暂且离开对《千顷堂书目》实际意义不大的考证，再从一般的逻辑关系上想想，如果能证明黄氏收藏吴承恩纪行游记一说和吴承恩作游记的推理与事理悖行，那么争论也许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2、 我们不妨问一问，如果《千顿堂书目》的著录不误，那么黄氏是何以见到这本书的 ? 明末清初，著录了吴承恩资料的人不在少数，至少挚友陈文烛(同代人，淮安知府)，陈耀文(同代人淮安府推官，淮安兵备副使)、吴国荣(“通家晚生”)，丘度(表孙，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卿)的直接记载是相当可信的，他们都参与了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清初同乡的学者吴玉搢、阮葵生等的记述也应是有—定参考价值的。但他们都没有说过吴承恩有过一本纪行的游记。请注意，纪行游记可不象通俗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说他们回避提及百回本《西游记》是可能的，而说他们回避提及纪行的《西游记》就说不通了，他们都没有见过府志已经著录过的吴承恩的纪行游记，和吴承恩并非同乡，又非同时人且未见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是怎么见到的呢? 假如黄虞稷著录不误，确实亲见，那么后人为什么又只字不提?难道真是半空中飞来一本吴承恩的地理游记?我们并不苛求对每条资料都要弄清来龙去脉，但对黄氏这样—条在逻辑上难以说通，有重大疑问的资料是否有必要追问—句，要求有合理的解释呢?
3、我们还可以问一句，如果吴承恩《西游记》是一本游记，那么他游了哪里?吴承恩多次南下北上，往西行却只有一次——去荆府赴任。而去荆府偏偏有利于证成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首先，认为吴承恩曾经到任的主要证据之一便是百回本中的许多地名与蕲州荆府周围的地名相符。倘若考实，也只能证明吴承恩与百回本有关。其次，从现有有关吴承恩的资料中，找不出任何吴承恩写游记的证据，且不论是南游记、北游记。吴承恩不止一次到过北京，南京，也到过杭州、苏州，在这些昔日的京华帝都、天堂之地都不写游记，又有什么理由就认为他一定写西游记呢?其三，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有陈元之的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河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10）这三种说法，都和王府有关，可见是当时的通行说法，其中“出八公之徒”一说，似更可信，只是过去一般都认为吴承恩没有去过荆府，百回本的作者也没有疑议，故多忽视。如果吴承恩确实到过荆府，那他便可称为“八公之徒”了，陈元之的话不就指实了吗?此消彼长，即使吴承恩曾经到任，实在也无助于《千顷堂书目》所录的成立。至于章先生提出所谓“出八公之徒”可能和鲁王府有关的问题，我想这首先无助于证成吴承恩西行并作游记，然后才能论及鲁王门客作百回本是否属实。
再次，回答杂记不能当作小说和旧例官修志书不录通俗小说的问题，日本田中严和国内杨秉祺先生都曾如此质疑。
关于杂记算不算小说，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分小说为十流 “八日杂记……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叔敬《异苑》，此皆谓杂记也。”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清初褚人获《隋唐演义序》云：“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薄，斯固然也。第既有总记之大帐薄，又当有杂记之小帐薄。此历代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也是确切的证据。
我们无须再举更多的例证，眼前即有。清人阮葵生、丁晏、吴玉晋、冒广生都认为《天启淮安府志》中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西游记》，所谓“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就包括通俗小说《西游记》，他们都是有点名气的旧学人，对旧例应该更通，或者可以说他们就是构成旧例的一部分。吴玉晋还是参予修志的，他把新志剔除未收的内容编成一本《山阳志遗》。他们不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还有什么理由谈“旧例”呢?
三、吴承恩作者身份的重要证据之一
要证明吴承恩是《西游汜》作者，除了辨析史料以外，还有更可靠的方法，即找出《西游记》与吴承恩的联系。这方面有不少切入点，如陈光蕊故事—一产生于海州(今连云港，旧属淮安府)。广泛流传于淮海一带；无支祁——— 淮水水怪，普遍被认为与孙悟空有关，在淮安—带流传最广；泗州大圣、小张太子——都是与淮安有关的传说人物……，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证据还应来自两点：一是方言，二是吴承恩的荆府纪善之任，这里先谈方言，一并回答言否者的第四个疑问。
首先我想较为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颜景常先生的大作。
颜景常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淮阴师专中文系任教。当时颜先生和于北山先生、周本淳先生、萧兵先生齐名，号称四大金刚。由于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和贡献，也由于当时一个师专的中文系同时拥有这几位名学者实是不易，所以一时颇有影响。
颜先生是语言学家，其专长在音韵学、方言学研究。1986、1987年前后，由于地方修志的关系，淮阴师院中文系有几位青年教师启动了《西游记》方言研究的课题，并向颜老请教。颜老一方面觉得研究不够深入，缺乏一锤定音的力量；同时又觉得真正有力的证据应当来自音韵的研究，而年轻教师于此功力不够，于是自己动笔，写了这篇文章《<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
颜先生认为，一个方言的韵类系统，隐隐地支配着这个方言区作家的用韵。研究《西游记》的方言问题，首先要搞清它的韵类：
幸而《西游记》诗歌押的正是方言韵，不仅古体诗、词、赋是方言韵；近体诗也是方言韵。这是一份极宝贵的资料，它保存着元明时代某个时期某个方言的韵类系统，研究一下这个韵类系统，可以取得关于作者籍贯的内证。有助于解决作者问题。
……古体诗、词、赋押韵宽，一般用方言韵，近体诗传统用平水韵。但《西游记》不然，平仄，对仗都很讲究，押韵则按方言。
以下颜先生分了几个步骤，首先，解决《西游记》是否属于北方话的问题：
从平水韵发展到《中原音韵》，入声韵消失，从支韵中分化出支思；从麻韵中分化出车遮。从《中原音韵》到现代的北方话，这三个变化都没有走回头路。现代北方话里，没有入声；支思发展为十三辙中的衣期；车辙发展为十三辙中的乜斜（部份字入梭坡）。《西游记》韵类有入声，没有支思和车遮，如果说它是明代北方话，那就是这三个变化同时走了回头。……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
它会不会是元代开国之初的北方话呢?也不可能。颜先生比较了和邱处机同时代的几位元曲大家关汉卿、白朴、姚燧的用韵（《元人散曲选》前三名），指出：
《西游记》韵类不会属于北方话。这个韵类系统既不可能放在《中原音韵》之后的北方话里，也不可能放在《中原音韵》之前的北方话里。所以丘处机不可能是《西游记》作者。
其次，颜先生以《西游记》与几乎同时期、但属典型吴方言的《醒世恒言》相比较，指出：
《西游记》押上声韵的诗歌至少有《醒世恒言》的两倍，入韵字在三倍以上，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全浊声母上声字，这些字都押去声韵，吴语区方言上述三个特点在《西游记》里无所发现。一个吴语区作家会写出不反映方言特点的几百首诗歌吗。
结论是：“我们只能 说《西游记》不是吴语作品，不是吴语区作家写的。”
最后，颜先生认为：
用北方话和吴语解释不了的现象，用淮海话可以迎刃而解。由于它和《中原音韵》不属于同一方言，发展道路、速度不同，所以在某些方面它比《中原音韵》保守，如有入声，无支思，车遮，某些方面它又比《中原音韵》离中古音更远，如n昆、n2尾，m尾的并合。
……皆来、齐微不合用，歌戈，鱼模不合用，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读去声。这三个和吴语的差异，证明《西游记》不是吴语区人写的。这三个特点现代淮海话都保存着。我们的结论是《西游记》韵类属于淮海话。从音韵学的角度上看《西游记》作者应是淮安人吴承恩。
这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学家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量的统计数字和音韵对比的表格被我省略了)，我觉得每个准备参加《西游记》作者讨论的人，尤其准备在方言方面发言的人，最好都把这篇文章读一读。把“吴承恩”三个字暂且放在一边不谈，在确定《西游记》的方言韵类性质方面。我觉得已经做到了铁证无疑的程度。
关于文中提到的淮海话，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江淮地区的方言古称下江官话，现在在方言学上叫作江淮次方言，大致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最南部地区属吴方言，最北部地区属北方话），其中受南方吴方言影响较多的又被叫做江淮次方言南区，受北方话影响较多的被叫做江淮次方言南区；江淮次方言北区通常指就是江苏中部、北部的扬州、盐城、连云港、淮阴几个市的地区。我觉得这也是语言学上的常识，1997年在山西太原参加“西游记文化研讨会”，山西师大几位研究语言学的老师一听我说话，就立即辨出我说的是下江官话，应是江苏苏北人，原因就是他们懂得江淮次方言的韵类特点。
江淮次方言北区再细分下去，又分为淮扬（淮阴市的南部，淮安以南及扬州市）、盐阜（淮阴市东南及盐城市）、淮海（淮阴的大部及连云港市）几个土语。一般外地人便觉得很难区别出这几个土语方面的差别，但差别还是存在的，下面我们就试着利用其中的差别进一步论证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1、《西游记》基本方言色彩的辨别
有人发现《西游记》中有一些吴方言，因而判断《西游记》的作者可能是吴语区人。章培恒先生称为此对《西游记》中的十个方言词作过考证。
1、《西游记》作者所操方言，可以进一步限定为淮安土话
众所周知，吴承恩是淮安人。而淮安恰恰处在江淮次方言中淮扬土语、淮海土语、盐阜土语的交汇处，这就为我们根据等语线原理来确定《西游记》方言的所属土语区提供了可能性，等语线是语言学上的术语，它采用在方言地图上将具有某种同一方言特征的地方连接成线的方式，直观地表示某种方言特征的分布境界；如果我们将几个分属不同土语区的特定方言词的分布境界标出，证明只有淮安人才可能同时使用这些特定的方言词，那结论不就很清楚了吗?
A、二十六回：“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师父……衣服禳了，与他浆洗浆洗。”人民文学版注：禳——秽、脏(《现代流语词典》同)。此注显然不妥。旧时穿衣服要上浆，使之硬挺，穿的时间长了，软了皱了，就意味着要浆洗了。淮安话中“禳”作软的意思讲，如“这条扁担太禳，担不起”，与文意相符。这个意思在淮安以南淮扬土语区中使用较多，但在淮安以北30公里，属于淮海土语区的涟水县，攘已引申为“累了”、“吃不消”的意思。可见“禳”作为“软”解释的义项，主要在淮扬土语中使用，其等语线的北端在淮安。
B十四回：“三藏闻言，回头央浼刘伯钦道……”(另多处出现“央”“央免”)。央、央浼，请、请求的意思。在属于淮海土语的淮阴县、淮阴市区、涟水县出现频率很高。特别是“央”。但在淮安和淮安以南的淮场土语区、淮安以东的盐阜土语区中逐渐少用，故其等语线的东端、南端应在淮安。
C、七十二回：“一个个汗流粉腻透衣裳，兴懒情疏方叫海”，“海”，罢休，完结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淮海方言词。《王家营志》(王家营，今淮阴县所在地)有“罢休曰海”条。这个词在淮安以南的淮扬、以东的盐阜土语区中，则逐渐减少。它的等语线南端、东端在淮安。
为了更清晰，我绘了一张图，请参看。通过以上举例，我认为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例举的几个方言词其在《西游记》中使用的义项，等语线均在淮安交汇，能同时使用这些义项的，当然只有淮安人吴承恩。
这应该是证明《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的铁证了。有了这个主干证据，其它史料的记载，方言词的解读就都有了依据。犹如原来散落的珍珠被一根金线串起，从此具有了无比珍贵的价值。
2、《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的语言学史证
根据方言词的使用断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其实不始于今日，清代淮安人吴玉晋在他的《山阳志遗》中说过：“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之手无疑。”同为淮安人的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也说，“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出淮人之手无疑”。此后，也是淮安人的丁晏又复述了这种意思，甚至吴语区的陆以恬等也承认如此。象这样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众口一辞地认定一个事实，实在是罕见的。
但遗憾的是，言“否”者却认为吴、阮、丁没有具体论证，所以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且可能是吴玉搢等先看了天启《府志》的记载后以百回本小说附会上吴承恩纪行游记的。这有点强词夺理。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吴、阮，丁记载本身的价值，这是要点。吴、阮、丁三位不同时期的淮安学者持同一意见决非偶然，试问，历史上曾有过另外地方的谁声称过《西游记》多“吾乡方言”否 ? 没有。百回本曾误植于丘处机名下，有哪位山东人因此说过“多吾鲁方言”否？没有。桂馥《晚学集》说：“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又有哪位福建人因此声明“多吾闽方言”否？也没有。杨致和、朱鼎臣都有一本《西游记》，还是没有哪个二位的同乡说百回本使用了他们的方言。
即使是今天，也只有淮安人肯定地说“是”(争论出现之前发表的文章即有《淮阴师专学报》80年第一期《谈谈(西游记)注释中的问题》，83年第一期《<西游记>方言注释问题等》)而不见其他人肯定地说“否”，质疑激烈如章培恒先生，也只是说其中有一些吴方言词，作者“可能”是吴方言区人。因为章先生也很清楚，《西游记》和《海上花列传》等的方言色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希望在讨论方言时不要因为吴、阮、丁没作具体论证就轻易否定。须知，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我们以下拈出几条可用于印证的方言词，姑且算作对吴、阮著述的一点补充。
A．二十五回：“镇元子问唐僧四众可曾从五庄观经过，行者闻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们是打上路来的。”有物，一般指胸有城府，心中有数，反之则为“没料”。明代淮安人、吴承恩的乡前辈潘埙《熙台公集•送中丞毛滇移镇江南》诗中有“胸中有物自经济”（14）。明末扬州人李清所著《梼杌闲评》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丑驴日终心中有物”亦可为证，因扬州和淮安同为江淮次方言北区。
B．八十六回：“今日哭一日，明日哭一日，后日复了三。”复三，是淮海地区旧日迷信风俗，人死下葬，当日只堆土高出地面，第三天家人再去烧纸，添土成坟，表示埋葬过程结束，叫做“复三”。北宋淮安人徐绩《北神烈妇序》：“烈妇既葬之，三日复墓以归。”
c、七十二回：所引“海”。海，意为某事结束、完结。民初《王家营志•方言》有“罢休曰海”一条。王家营，与淮安城相距15公里。
d、二十八回： 悟空被逐，重回花果山，“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斗，拼凑。荆贵生《古代汉语》称其为典型的江淮方言。
另外，明清的各版本与世德堂本均有少许不同，其中有些就是因对方言词不甚了了而出现的改动，这大概也可算作判断《西游记》方言色彩的证据吧。
A、三十四回：“都去地下乱摸，草里胡寻，吞油子，揣腰里，那里有得。”吞，清代各本因不懂，大多误刻为“各”；李卓吾本《西游记》在二十六回处改为“挖”。而在准安，谁都知道“吞”是掏、摸的意思，如“吞雀子窝”。
B、六十回：“我有几个草头方子，能治大病，管情医治得好他便是。”是，江淮方言中常用的词尾，《西游记》中多次出现，但李卓吾本改作“了”。李卓吾本刻于苏州。
3、《西游记)作者为淮安的活证——方言词的解读。
在进行了以上论证后再来解读方言词，其意义和单独的解读就不一样了。《西游记)中不少方言词在淮安土语中不仅常见，而且在特定的使用环境中无法置换．较典型的有：“捏脓”(糊弄人)，“没头蹲”(全身没入水中)、“刺闹”(痒)、“穿换”(调换)、“只情”(只管，一个劲地)、“但望”(只希望)、“认此犯头”(故意冒犯作对头)……这些方言词是否只存在于淮安土语中还难以下断语，但绝不会同时出现于其它任一种土语中，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在调查中接触了不少周边地区的同行，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读懂上述方言词。
四、吴承恩作者身份的重要证据之二：荆府纪善之任
世德堂本的卷首有一篇陈元之序，其中含糊提到了《西游记》的作者：“《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陈元之受书坊主人之托写序，无论如何会问一下书稿的来源，也许书稿原即不题撰人，但出自王府一说必有所本。可惜由于受苏兴先生吴承恩未赴荆府一说的影响，研究者都忽略了陈元之序的重要性，而认为陈元之不过信口雌黄而已。
吴承恩有荆府纪善之任已不容怀疑，这正是出入天潢侯王之国的八公之徒的身份，苏兴先生认为吴承恩的这一职位，是在他因家贫母老屈就长兴县丞，于长兴先受诬下狱，后又冤情辩白得到的安慰性职务，时间应在隆庆元年至二年间，这是令人信服的。但苏兴先生又认为隆庆二年吴承恩有在淮安活动的痕迹，所以可能没有到任．仅遥受而已。这就有了错误。所谓吴承恩隆庆二年在淮安活动的证据，是他写了一篇《赠邑侯汤滨喻入觐障词》。苏兴先生认为障词受主“汤滨喻”就是嘉靖四十五年任山阳知县的杨松，其入觐是在隆庆二年。其实“汤滨喻”并非杨松，这篇障词的写作时间也就要另作别论④；这样一来，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上，隆庆二年至四年就是一片空白。
我认为这正是吴承恩赴荆府到任的时间。吴承恩出狱后，心境实在不好，为避免回乡的尴尬，便直接去了湖北蕲州，做了二年名份要清高一些、事务要轻松一些、待遇也要优厚一些的荆府纪善。
荆府，全称荆宪王府。第一代荆宪王为明仁宗朱高炽六子朱瞻岗。第五代朱厚蛤．嘉靖三十二年薨。因其子载盛早卒，第六代便由其孙朱翊钜继位。其时，便是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荆藩封地原在建昌，后迁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纪善，王府属员，明制藩府配纪善二人，八品，“掌讽导礼法，开喻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有如王府导师。
关于荆府与《西游记》的关系，早已有人注意到。《西游记》中有一个朱紫国，有人认为即是“朱子”——即指藩府——的谐音。此说因单薄而未产生实际意义，但它启发人们应注意《西游记》——荆王府——吴承恩之间的关系。
为了寻找吴承恩去荆府赴任的证据，我曾去蕲州实地考察，由于条件不备，没有找到史籍的直接记载，但却找到了同样可以称为铁证的材料。
第一，荆王府旧事与《西游记》有直接关系。
《西游记》第八十八至八十九回叙述了玉华州的故事。唐僧师徒经一十四载寒暑到达玉华州，“我这敝处．乃天竺国下郡，地名玉华县。城中县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为玉华王”；“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玉华王自称，“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有个贤名在外”；又有三个小王子，“不摆驾，不张盖”，拜孙悟空等为师。这个故事就是荆王府的真实写照，我们不妨一一对应比照：
1．玉华王是皇帝宗室，受封于此，这与荆藩身份完全一致。
2．玉华王封号，完全可能就是荆藩的别称。现藏蕲春的《荆藩家乘》载荆府共有七宫，其中主宫之一即玉华宫。
3．玉华王和三位小王子。荆藩的王储恰巧也是三位，据载，第六代荆王樊山王也有三子，如果吴承恩就任纪善，正与这两个系统的三位小王子同时。
4．三位小王子拜悟空为师。吴承恩在名份上正是小王子之师。
5．小王子拜师“不摆驾，不张盖”。按理拜师须有正式礼仪，但吴承恩虽为小王子之师，却是朝廷派的职官，为王府属下，所以既为师又不便行仪礼。这一条非常特殊，所谓“不摆驾，不张盖”绝非随意之笔。
6．玉华王在此已五代。荆藩受封，至吴承恩时历六代，但荆藩封地最初在建昌，后迁蕲州；迁蕲州不久，第一代荆王即去世。由第二代荆王起，在蕲州算作五代，也相吻合。
7．玉华王也有贤名在外。第三代荆王曾因恶行被赐死，其子亦被贬为庶人，这在荆府被称为家难。从第五代荆王起荆府中兴，《明史》称其人“性谦和．锐意典籍”；其侄则”折节恭谨．以文行称。”此时正是荆府声名最好的时期，可参看《明史》。
8．玉华王府的“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是典型的藩府建制。《明史•职官志四》载，王府“设长史司，辖审理所，典膳所……”其中长史职位最高，正五品；审理次之，正六品，其余均八品以下。《西游记》于王府十余处部属中独挑出长史府、审理所，典膳所，可见作者对王府建制非常了解，如果没有王府生活经历，决然不致区分得如此清楚。
9．唐僧沿途所过，凡有王位均称国．唯玉华王所在地称玉华州(又作玉华县)。这也绝非随意之笔，作者对王城与府州县的关系了解得很清楚，如七十八回悟空说：“……若是西邸王位．须要倒换关文；若是府州县，径过。”按此说法，玉华王所在地就应称国而不会屈称州县。作者写到玉华王之所以不称国，正是因其暗指荆藩。封藩古称封国．但逐渐演变为称国即犯忌。第三代荆王正是因有异谋而被赐死。作者在它地方可以信手拈来，唯独在此必须谨慎，这反映了作者对王府禁忌的了解。
玉华州又被称作玉华县，书中交替使用，这也反映了蕲州的特殊地位。据《明史》与嘉靖《蕲州志》载，蕲州洪武初为府；洪武中降为州，领五县；后领二县归人黄州府；至景泰年间再次缩编，不领县，已同县无异。这种名为州，实同县的地位被作者无意中带进《西游记》，才出现了玉华州、玉华县的混称。
10．三藏师徒从长安到西天，共历14年。这14年不知据何而定。而唐僧在玉华州即称：“贫僧在路，已经过一十四遍寒暑”，也是14年。这后面的14年恐怕不象笔误．第六代荆王嘉靖三十三年即位，至隆庆元年正是14年；吴承恩嘉靖三十三年入南监读书，算是彻底放弃科举另辟人仕之路，至隆庆元年，进入有贤名的王府，算得上仕途到顶，也正是14年。唐三藏所谓沿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得到宝方”的概叹，大约也包含了作者的无比心酸。
以上十条对应，恐怕很难用巧合穿凿作解释。既然如此，作者非吴承恩又是何人!
第二，吴承恩有到过荆府的论证。
《射阳先生存稿》中收有吴承恩一首《宴凤凰台》诗；
梅花融雪丽香台，仙旅凭高锦席开．山水四围龙虎抱，云霞五彩凤凰来。客乡喜人阳和候，尊酒叨承将相才。独倚东风番醉墨，遍题春色对蓬莱。
过去认为，“山水四围龙虎抱”的描写与金陵形胜大致仿佛，所以本诗当为吴承恩就读南监时所作．但我到过蕲州之后，觉得这是一个误断。理由有三条：
1．《宴凤凰台》与蕲州地形对应，蕲州凤凰台与诗作的吻合程度远胜金陵。
蕲州州治及荆藩王府的所在，是一块 形盆地。开口处南临长江，对岸为幕阜山，周遭依次为迎山、大潜山、缺齿山、龙峰山、西塞山，(以上山名均为记音)恰成形抱之形；群山内外均有湖水绕山而走，又恰成四围之势，称此形势为“山水四围”，正是再合适不过。盆地中间有两座小山：一座位于开口处，临近长江，名凤凰山，凤凰台即在此山之上；另一座位于 形略深处，称麒麟山，两山虽不高峻，但在小小的盆地中间，却也十分醒目(状如 ：)。州衙及 藩府等主要建筑均在两山周围，嘉靖《蕲州志》称州治“背鳞岗，面凤岭，大江襟其前，诸湖带其后”倒确是言之不虚。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站在凤凰山上，又是得到“山水四围”印象的最佳位置，一旦身临其境，自然产生“山水四围龙虎抱”的印象。
2．《宴凤凰台》诗与蕲阳八景中“龟鹤梅花”对应。
按照一般规律，类似《宴凤凰台》这样的应酬之作均会与其时、其地、其景的独特标志有某些对应，我所见到的李白、杜甫、谢肃、邝露、何良俊的几首咏凤凰台的许均如此。
对照蕲州的“蕲阳八景”，吴承恩《宴凤凰台》的首句“梅花融雪丽香台”正是一种对应。嘉靖《蕲州志》有“蕲州八景”之说，又录州人陈溱咏八景诗：“麟阁讧山献绮罗，太清夜月宿嫦娥。凤凰岗上晨钟响，龙眼矶头夕照多，城北荷花开锦障，东湖春水泛金波。鸿州烟雨将收尽，龟鹤梅花雪满坡。”吴承恩“梅花融雪”句显见是对应“龟鹤梅花”一景。从实地位置看，八景都在州治附近，一旦登上凤凰台，则尽在视野之内，“仙旅凭高锦席开”非此莫属。金陵凤凰台则不具备这一条件。
由“客乡喜人阳和候”又可得知。《宴凤凰台》当作于冬残春至之日。其时蕲州地赏梅既是当令雅事，又是乡俗盛景，咏梅可以说是酬唱必选，这又可说对应了“其时”。金陵凤凰台则未闻有梅、雪之景。
再从评诗角度看，“梅花融雪”一句说不上出色，即使是实景写照，也仅能称稳妥而已，以吴承恩诗才论，要非本色，以此起句，显然是为了照顾或受启发于“龟鹤梅花雪满坡”的蕲地胜景。而金陵凤凰台地近秦淮，若以吟咏题材论，较之蕲地则要宽泛得多，所谓咏梅者，在蕲地为雅，在金陵则为俗。吴承恩诗作中独出机杼者比比皆是，若在金陵以文会友，必不肯如此平平起句，唯在蕲地，所谓“梅花融雪丽香台”才算应景。
3．《宴凤凰台》与吴承恩补授荆府纪善时的心境、经历对应。
从全诗看，《宴凤凰台)拘谨而落俗，当是酬答而非文友唱和，似乎吴承恩和主人还是初次见面，“尊酒叨承将相才”这类客套是一个明证。如果吴承恩在隆庆元年残冬或二年到达荆府，此时正应是初会新友。又《宴凤凰台》心平气和，一本正经，细细咀嚼还可品出一股受宠若惊的味道，实在不应是吴承恩与金陵文友唱和的面目。吴承恩与金陵一班人称“白下风流”的文士早有往来，与这些人物交往，既无通家之好，又无乡谊之雅，所凭者唯诗而已。倘若应邀赴席，也多半因文名而起，即使与主人初会，座中也会有文友作陪。此时吴承恩呈牢骚太盛状可也，发及时行乐论可也，唯不能作寒虫之鸣唯唯应声，唯不能以平平之作搪塞敷衍。
而如果假定《宴凤凰台》是作于蕲州，这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其时吴承恩刚刚从长兴获释，正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或者正有如获大赦的那种感受。且年逾花甲，心境亦应平和，受到皇裔或王府吏员的礼遇时以这类作品进献，就算得上顺应乡情，恭而谨之地答谢了主人的盛情，正为合式。倘若主人为王府同僚，吴承思称对方为“将相才”就有了更明确的着落。藩王为皇裔封国之君，吏员自可看作辅佐，明代马中锡《赠汤纪善序》中记载了秦府纪善汤潜的说法；“藩服之于吾，固吾君也。”可为一证。如此“将相才”之谓，就不是一般的敬称而堪称恰如其份了。
经过以上论证，我认为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西游记》的作者确是吴承恩。
下面我再把思路整理一下并做一些推想：
隆庆元年底或二年，吴承恩由长兴获释后，得授荆府纪善一职并赴蕲州到任。在王府官员为其接风的酒宴上，写下了《宴凤凰台》诗。王府清闲，使其有时间着手《西游记》一书的写作，并在一、二年内完成。隆庆四年，第六代荆王去世，吴承恩随之打道回府，因其本人无力刊刻近百万字的原著或王府曾许诺出资刊刻，《西游记》书稿留在了王府，可能是交给了第七代荆王，此王是他名义上的学生。吴承恩回乡后因身边无稿或不经意于此，便未再多言此事。第七代荆王万历四年死之前，大约并未处理好书稿，其去世后书稿传出王府，被世德堂购得并付梓。故有陈元之序中“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的说法。然而世德堂虽于万历二十年刻成书版，但当时并未立即印行，辗转至荣寿堂之手后，大约在万历四十年左右才真正面世。所以吴承恩的同进代人和稍后的晚辈或无从得知，或虽知有此书但无从得见，也就末予著录．至天启间修淮安府志时此书已大行，方有“淮贤文目”加上的一笔。
注释：
①、参见《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朱世滋《章回小说回目形式浅探》
②、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是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1986年第—期)，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一期)，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四期)，扬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二期)，拙作《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
③、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四期。
④、请参看拙作《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与〈西游记>》，(《江汉论坛》1989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