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_兰亭序看法

重读《兰亭序》，有些新的想法。

郭沫若否定《兰亭序》，外证是当时新出土的《王兴之墓志》等，内证是《兰亭序》本文存在的疑问。本文仅从内证的角度，提出几点看法。

一 《兰亭序》是事后写的

《兰亭序》开首，先交代时间、地点、事件、人物。雅集时间，我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万年历推算，是公元353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原文依年号、干支、月令顺序一一写来，但只写了六个字，干支「癸丑」忘记了，这两个字是后来填入的。

此点成为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主要证据之一。他对朋友说：「依托者在起草时留下了一个大漏洞。那就是一开始的『永和九 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个宇。这两个字是填补进去的，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但留的空白只能容纳一个字的光景，因此填补上去的『癸丑』二字此较扁平而紧接，『丑』字并且还经过添改。这就露出了马脚，足以证明《兰亭》决不是王羲之写的。在干支纪岁盛行的当年，而且已经是暮春三月了，王羲之写文章，岂有连本年的干支都还记不得，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我的话还没有十分说完，朋友已经恍然大悟了。《兰亭序》是依托，看来是无可争辩的。」 [1]

其次，郭氏还指责王羲之，在兰亭雅集这样一个美好的集会上，忽然大发感慨，伤悲不已。《兰亭序》前半段记事，后半段议论， 「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种情绪，郭氏以为和前半段修褉的愉快完全配合不起来。

这两点指责，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郭沫若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以为《兰亭序》是雅集当天所写成的。这个看法相当普遍， 早在唐代何延之《兰亭记》已经说：「《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蝉联美冑，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 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 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2]

从文意来看，何延之认为王羲之是当场「挥毫制序，兴乐而 书」的。

这一说法好像没有人怀疑过。当场赋诗做序，是流行的观点。

我对这一说法存疑。我认为《兰亭序》是兰亭雅集之后、编辑兰亭诗集时才撰写的。距离兰亭雅集，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已经过了几年。

第一，我以为《兰亭序》以「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样的句式起首，似为遥忆之情。

当时习惯，行文先叙年号，再写干支，但干支不容易记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王羲之写道「那是永和九年的事情，岁在……，记不清楚了，三月初在兰亭雅 集，举行了修褉。」待查出是癸丑年，才补上了这干支。犹如我们说「那是民国三十年的事，岁在……」，因为是早年的事，一下子就想不起干支，这反而是正常的 现象。郭沫若说「在干支纪岁盛行的当年，而且已经是暮春三月了，王羲之写文章，岂有连本年的干支都还记不得」，就当年的干支来说，尚有理由，但前几年的干 支，一般人都记不清楚。郭沫若卒于一九七八年，有几个人知道「岁在戊午」呢？

《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品藻第九》 刘孝标注引石崇《金谷诗序》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 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3]

亦是以时间地点起首，但没有写出干支。可见当时人记忆中比较清楚的，还是年号。年号依数字递增，所以记忆方便，中国人说「康熙三十八年」，日本人说「昭和 二十年」，习惯相同，道理也就在此点。干支在农业、天文、子平等方面极其有用，但排列顺序就不如数字方便，故一般不会特意去记忆。

我以为「癸丑」两字后来填入，而且留下的地位不够，正证明此文不是伪作，是王羲之过了若干年之后才写的。郭沫若之疑团，顿时冰释。

第二，《兰亭序》文中写到时间，还有这样一句话：「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里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是日也」。

「是日也」为追忆的句式。「是」为指示代词，等于「那」或「这」；「是日也」就是「那一天」或「这一天」。如果硬要把「是日也」解释为「今天」，是非常勉强的。

我查阅经典中「是日也」的用法，结果如下：

一，十三经有两条「是日也」，皆为《礼记》，均作「那一天」解：

1.《礼记‧檀弓下》「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明日，祔于祖父。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归也。」

2.《礼记‧内则》「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见于父。」

二，先秦诸子，包括荀子、老子、庄子、列子、墨子、晏子春秋、管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尹文子、吕氏春秋十四部先秦典籍，查找「是日也」一词，结果只有《韩非子》两条，用法和《礼记》同：

1.《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于是日也郎中尽知之，于是月也境内尽知之。」

2.《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一曰。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也。齐国五素不得一紫，齐王患紫贵。傅说王曰：『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今王欲民 无衣紫者，王请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进者，曰益远，寡人恶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

三，搜寻二十五史中「是日也」用法，共找到十一项，其中扣除《晋书‧王羲之传》中的《兰亭序》本身一项，其余十项如下：

1.《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杨敞‧子恽」：「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也，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2.《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第三十下‧子固」：「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

3.《晋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潘岳‧从子尼」：「﹝元康﹞三年春闰月，将有事于上庠，释奠于先师，礼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齐，舆驾次于太学。……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

4.《魏书》卷一百二「补列传第九十‧西域‧焉耆」：「焉耆国，在车师南，……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 戒行道焉。」《周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二‧异域下‧焉耆」、《北史》卷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西域‧焉耆」与此同。

5.《周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二‧异域下‧突厥」：「葬之日，亲属设祭，……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 于标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北史》卷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突厥」与此同。

6.《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兵‧府兵」：「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

7.《清史稿》卷五百十一「列传二百九十八‧列女四‧方引妻毛」：「久之，地始定，葬有日，于是谓其人曰：『吾葬当同是日也！』遂不食。」

四，其他古籍中用「是日也」的例子，如：

1.《周礼‧司氏》有「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故《吕氏春秋‧仲春纪》曰：「是日也……无焚山林。」

2.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清明节，令蚕妾理蚕室。是日也，杏花盛，种百谷。」

3.《穆天子传》卷之五：「是日也，天子饮许男于洧上。」[4]

4.莲池大师《戒杀文》：「一曰，生日不宜杀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己身始诞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也。是日也，正宜戒杀持斋，广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获超升；现在桩萱，增延福寿。」

5.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亦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戏请贾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得。」

从上面数十例中可以知道，「是日也」通常的用法，就是指「那一天」。我没有发现「是日也」可以解释为「今天」的。对于王羲之这样读古书出身的人，《礼记》中的句子一定相当熟悉。如果这一说法可以成立，《兰亭序》中的「是日也」应当是「那一天」，更证实此文是王羲之后来的追忆。

第三，《兰亭序》原文的后半段，几乎句句都是回忆兰亭雅集的：

「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明显说兰亭已经陈迹，盛况不再。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与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 为妄作。」从这两句来看，可能编辑诗集时参与兰亭雅集者已经有人去世，所以读其诗，想见其人，特别觉得伤感。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这里「今之视昔」，就是「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的意思。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时人」未必是「今天来的客人」，应该是「当时参与雅集的人」。

「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如果《兰亭序》是几年后写的，对于理解文章的后半段，就很容易，而郭沫若说王羲之当天不应有感叹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

第四，一般作序，往往是在事后。就算是现代社会，讲究办事效率，也不见得当场做诗，当场编集，当场作序。编辑一本诗集，尤其是名人之作，毕竟是比较慎重的事情，可能要一两年以上。

《兰亭序》是兰亭雅集诗的汇集，「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其中十一人各赋诗二篇，四言、五言各一篇；十五人赋诗一篇，则总数为三十七篇。 所谓「曲水流觞」，就是把酒杯放在小溪中，由溪水带动流下，到谁前面停止，这个人就要做诗一首，如果做不出，就要罚酒，把酒杯中的酒饮干。姑以现在绍兴流 觞地小溪三十米长计算，流经时间大约需要十分钟；成诗三十七篇，还有十五人不能诗而罚酒，共计流觞五十二次，需要八个半小时。这里假定游戏是单次连续进行 的，即流觞一次，有了结果之后，继续开始第二次。要缩短时间，唯一办法就是连续放流，但总不见得大批酒觞一起流下，一则容易堵塞，二则某人得觞之后，还要 做诗，这也不是立马可得的。如果诗做到一半，面前又停着几个觞，以人情计，必不如此。

流觞、饮酒、吟诗、磨墨、修改、抄写，诗成之后，还要给全体出席人员传观，这就非常化费时间。像兰亭雅集这样大型的活动，至少要六七小时。考虑到修褉还包括沐浴，宴饮是沐浴之后进行的，那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一整天了。

王羲之作序，必须在众人诗成之后，读过诗篇方能动笔。宴饮既散，兴尽而归，事后好事者收集诗篇，汇编成集，请右军制序，不是更合理吗？

二，「流觞曲水」的设备

《兰亭序》说：「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兰亭去，当地文管部门人员对我说，兰亭流觞的曲水原址现在找不到了。他们根据「崇山峻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这一线索，找了很多地方，没有发现。沧海桑田，一千多年过去了，这是很自然的事。

觞为酒器，上古用青铜铸成，青铜当然不能浮在水上。东晋时用耳杯，其形如半个鸡蛋壳，大小如手掌，边缘两旁有耳朵一样的把手。我去兰亭前，当地博物馆人员 从东晋墓中挖到耳杯，是绿瓷的，大小只有三四吋。他们送每个代表一个仿制品，古雅宜人，那次流觞也就用这个仿制品。试下来却是大不好用，杯子太重，容易下 沈，七摇八晃，流到某代表面前，里面一半是溪水，如何饮得？如果东晋时也是这样，可以论断王羲之肠胃十分健康。

长沙马王堆曾出土汉代的漆器耳杯，红黑两 色，底部写着「君幸酒」三字，非常雅致。我想曲水流觞，所用者大约近似于这样的酒器。绍兴出土的青磁耳杯，可能是明器。

修褉、流觞，两岸很容易湿淋淋一片，都是烂泥。据说现在绍兴曲水两岸，已经改用水泥，比较干净了。用什么样的酒觞，却未见报导。但王羲之那时没有水泥，当 年怎么玩这游戏，细节还不清楚。作为东晋贵族，一定有比较好的方法。如果真是坐在地下，菜肴、酒器、笔砚都在水边，湿淋淋的到底不方便。

去年读到江西省新干县发现五代南唐时期流觞曲水石刻，顿时引起我的注意。石刻由大小八块槽石合成，长2.88米，宽2.47米，厚0.32米，略呈正方形 平面状，中间稍隆起，四面可坐十人。这等于一张大八仙桌。石面上刻有一条流水道，弯曲回环，水道中每隔半米左右，便有一个酒杯大小的凹圆湾。从上游放置酒 杯，任酒杯顺流而行，杯停在谁面前的圆湾中，谁即取饮并作诗一首。

如果拥有这块石桌，就算是在家中，也可以曲水流觞了，而且干干净净，岂不舒服。因此联想到王羲之《兰亭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这个「引」字值得注意。

「流觞曲水」和「清流激湍」应该是两处。「清流激湍」不能流觞，试想酒杯放在「清流激湍」中间，不是很容易打翻吗？「曲水流觞」应该是「浴」以后的事情。 「浴」必在大河，「浴」之后，吃点东西，饮酒做诗，很合乎情理。宋张耒有《和周廉彦诗》：「修褉洛滨期一醉，天津春浪绿浮堤」，大河可供洗濯，就像印度教 徒入恒河那样，流觞却是不行的。

流觞之所应是附近另一个地方，有专门做好的石桌或石渠，引水进入。流觞只需要一条小小的「曲水」，《兰亭序》写明是把「清流激湍」引过来，作为流觞的动力之源。

这里的关键，就是一个「引」字。《周易‧系辞上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礼记‧檀弓上》「盖引而进之也」，《兰亭序》中的「引」 字，正是这一字义上使用的。「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写明当时宴饮的地理位置，是两水之间，所以方便「引以为流觞曲水」。 但既然是「引」，必定有「引」水的设备，那应该有人工制造的石渠，「列坐其次」，就是分坐在这设备两边。诗人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否则游戏没法进行。

这种引水设备，因为在郊外，不会十分细致，大约是临时堆砌而成，所以过些时候就自然毁坏了，「俯仰之间，以为陈迹」。兰亭雅集只有一次，除了参加者不容易集合之外，准备设备也颇费事吧。

关于流觞渠的制作方法，《营造法式》中有详细的叙述：

卷三「流杯渠‧剜凿流杯、垒造流杯」：

「造流杯石渠之制，方一丈五尺，﹝用方三尺石二十五段造﹞[5]，其石厚一尺二寸，剜凿管道广一尺深九寸。﹝其渠 道盘曲，或作『风』字，或作『国』字。若用底版垒造，则心内施看盘一段，长四尺，广三尺五寸，外盘管道石并长三尺，广二尺，厚一尺。底版长广同上，厚六寸 余，并同剜凿之制。﹞

出入水项子石二段，各长三尺，广二尺，厚一尺二寸。﹝剜凿与身内同，若垒造则厚一尺。其下又用底版，石厚六寸。﹞

出入水斗子二枚，各方二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其内凿池方一尺八寸，深一尺。﹝垒造同。﹞」

卷十六「石作功限‧流杯渠」：

「流杯渠一坐﹝剜凿水渠造﹞，每石一段，方三尺，厚一尺二寸。

造作：一十功﹝开凿管道加二功﹞。

安砌：四功﹝出水斗子每一段加一功﹞。

雕镌功：河道两边面上络周花，各广四寸，造压地隐起宝相花、牡丹花每一段三功。

流杯渠一坐﹝砌垒底版造﹞

造作功：

心内看盘石一段，长四尺，广三尺五寸；厢壁石及项子石每一段；右各八功。

底版石每一段三功。

斗子石每一段一十五功。

安砌功：

看盘及厢壁项子石、斗子石，每一段各五功。﹝地架每段三功。﹞

底版石，每一段三功。

雕镌功：

心内看盘石造剔地起突花，五十功。﹝若间以龙凤加二十功。﹞

河道两边面上，遍造压地隐起花，每一段二十功。﹝若间以龙凤加十功。﹞」

《营造法式》如此详细地记载了流杯渠的制作，显然是后代熟练的制作，石渠上已经有细致的雕镌，甚至加上龙凤花纹， 王羲之那时未必如此。《营造法式》是工匠经验的总结，可证在成书之前，造流杯渠已经极有经验了，其数量一定也不少，故产生一种定式。虽然东晋时代和唐宋未 必相同，但我相信二者的设计思想相去不远。

简单地说，流觞不是在自然河流中进行的，而是在一种人工的石渠中，这是士大夫宴饮时的大型玩具。《营造法式》从制作的角度，让我们想见曲水流觞是怎样进行的。

注：

[1]《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原载《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此引自文物出版社所编《兰亭论辩》一书p.21。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一版。

[2]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何延之《兰亭记》。

[3]《世说‧品藻》载：「谢公﹝安﹞云，金谷中苏绍最胜。」刘孝标注引石崇《金谷诗序》。

[4]《四部丛刊初编》，〔晋〕郭璞注，上海书店一九八九影印版，据上海涵芬楼景印天一阁范氏刊本重印。

[5]括号中均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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