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临江仙解释_临江仙古诗原文杨慎

“大礼议”是嘉靖朝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就是嘉靖帝与武宗旧臣之间在继嗣再继统还是直接继统问题上的一场争论，焦点问题是如何确定嘉靖帝生父的尊号。武宗旧臣认为，嘉靖帝由外藩入继大统，应该先成为孝宗的嗣子，再继承皇位，这样才符合“兄终弟及”的祖训；而嘉靖帝却认为，武宗遗诏只让他“嗣皇帝位”，并未说让他先做皇子，继嗣再继统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实际上，这个问题于嘉靖帝本人并无什么大的关系，有大关系的是他的父亲——若先继嗣再继统，那么嘉靖帝与武宗就成了宗法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嘉靖帝的皇考就是孝宗，自己的生父即兴献王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若直接继统，那么上面的这层关系就不复存在，嘉靖帝的皇考就是自己的生父。

大礼议之争，起始于嘉靖帝即位后的第六天，其后时起时伏。嘉靖三年（1524年），大议礼再次成为朝廷热议的话题，张璁、桂萼等人迎合帝意，主尊兴献王为皇考，杨慎之父——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因与帝意不合，于当年二月致仕回乡。京城里的议礼之争愈演愈烈，杨慎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再也无法忍耐。在张璁、桂萼被召为翰林学士时，他与同列丰熙、舒芬等36人联名上疏，对嘉靖帝的这一做法表示不满，说他们与张、桂等人“学术不同”，皇上既已超擢张、桂，“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这等于说嘉靖帝喜欢用逢迎拍马之人。嘉靖帝得奏，震怒异常，下旨切责，并对36人分别轻重给予停发俸禄的处罚。杨慎不服，又于一个多月后和丰熙等人上疏再谏，嘉靖帝置之不理。

最后，在这场大礼仪之争中，有130人全部逮系诏狱，罚以廷杖，几天之内杖死十六人，杨慎、王元正等3人受到廷杖并谪戍边地，其余一概削籍为民。

这年冬天，带着满身杖伤的杨慎，由夫人黄峨陪护从潞河买舟南下。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湖北江陵。为了照顾家中年老父母，也不愿爱妻与他同去边地受苦，杨慎在此与妻子黄峨告别，只身一人前往云南。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经数千里长途跋涉，杨慎来到了云南戍所，开始了他30多年的谪戍生涯，这时的杨慎病得几乎起不了床。

入滇后，杨慎曾先后居住永昌、安宁、大理、昆明、高峣、临安（今云南建水）等地。他在云南四处游历，但并没有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游魂；他虽然被逐出朝廷，充军边地，但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他不想闲度日月，成为“天地之蠹”，从踏上谪戍之途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了创作与著述，之后在滇30多年，他读书著述始终不辍，“平居口不绝吟，手不释卷”，上探坟典，下逮史籍，稗官小说，百家九流，无不究心。

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之后，杨慎在不忘著述的同时，放情山水，寻幽探胜，足迹遍及滇西北与滇南。他每到一处，以文会友，多方结交，与当地官员、少数民族头人、文化人与读书士子，发展良好关系。他通过广收门生，传道授业和诗文交往，议论切磋，为滇籍文人作诗文序跋与点评等，介绍传播中原文化，推荐滇籍作家，对云南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云南的30多年中，杨慎不仅以他的诗文创作，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还几次以实际行动为国家、为百姓尽力。嘉靖六年十二月，听到武定土司凤朝文叛乱，他对人说：“这是我为国家效力之时。”随之身穿戎服，“率僮奴及步卒百余”，往援守军。嘉靖二十五年（1845年）冬，代理安宁知州吴宗徽想多征盐牛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杨慎因生活安宁多年，深知百姓生计艰难，遂“言于当道”，为民请命，终使两项税收不增。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杨慎从百姓口中了解到有人借疏浚海口（滇池在昆阳境内的出水口）为名，盘剥百姓，谋利自肥，便致书巡抚，巡抚查实情况后停止了这项工程。

在杨慎谪戍云南初期，嘉靖帝曾追询过这个“小秀才”的下落，事隔多年后，又多次向阁臣查询他的情况，阁臣常以“颓放”、“老病”作答，没有让他找到进一步迫害的借口——可见嘉靖帝对杨慎等人的忌恨。

远在云南的杨慎，每当听到嘉靖帝这类对他不放心的传言时，既十分失望，又极为不安。有史料记载，杨慎不论是侨居还是游历，所至一地，每每“携倡伶以随”，纵酒放情，甚至用铅粉搽面，头上扎双丫髻插花，让门生抬着，女伎捧觞随行，招摇过市，毫不羞愧。这种发生在正人君子身上的颓废行为，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于是有人“惑之”，有人“讥讪”，有人“为足下之才惜”。实际上，杨慎这样做，有着他难言的苦衷和特别的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聊以耗壮心，遣余年”，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怕嘉靖帝无端降祸，也怕张璁、桂萼等人媒孽其罪，他是想用这种“自暴自弃”的行为来自污面目，躲过不测之祸。

嘉靖十二年后（1533年），朝廷曾六次颁发大赦天下诏令，但就是不赦杨慎等八人。不仅如此，嘉靖帝还多次对上疏请求宽宥赦免议礼诸臣的大臣严加处罚，轻则下狱廷杖，重则谪戍蛮荒之地，以致后来朝中大臣不敢上疏轻言此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宫中发生宫女谋刺事件，嘉靖帝开始专心奉道修炼，之后20多年不视常朝，很少顾问外间之事，杨慎在云南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明朝军政条例规定，永远充军烟瘴年六十者，容许子侄替役。杨慎60岁后，叶落归根的思想越来越强烈，由此不断上书地方当局，又致书朝中旧好，请求能让他援例回归故里。但云南地方官员不敢轻许，朝中的旧好也不敢轻易触碰嘉靖帝的忌讳，于是赦归和替役都成为不可能之事。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慎通过云南巡抚鲍象贤的周旋，在众人的帮助下，于当年秋天借派赴兵役的名义回到四川，地方当局默许他一家久居川滇交界处的泸州。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不知什么原因（有一说是滇中某士人举发他返蜀长期不归），时任云南巡抚的王昺，突然派四个指挥将杨慎械系押解回云南。其时杨慎已71岁，年老多病，他十月从泸州出发，历时40多天，行程三千余里回到昆明。由于旅途劳顿，他在昆明大病一场。次年四月，他被送回原戍所永昌，安置在城北的卧佛寺。当年七月六日，他在高峣寓所去世。

据记载，杨慎死后，家人原打算厚殓安葬，但遭夫人黄峨阻止，她说先夫虽然已死，但天威难测，按照《春秋》大义，像他这样有大过失的人，只能草草安葬。果不其然，不久嘉靖帝即派人来查看杨慎安葬情况，打开棺盖后，见杨慎“青衣布袱”，非常简陋。使者还朝将这一情况告诉皇上，嘉靖帝为之感动。这个记载，可看出杨慎的夫人黄峨知世之深，更见出嘉靖帝的阴毒和忌恨之深。

杨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曾写下一个《自赞》，中有“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之语，见出他很想做一名忠直之臣，然而他想错了，在荒淫专横的皇帝面前，不论你如何忠君爱国，不管你有多大经世济民能耐，若阻碍了他们私欲的满足，你都在排斥打击之列。这就是杨慎一生悲剧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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