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的作者是不是都是唐代诗人_唐代诗人写的诗最多的是哪一位

（重建的玄都观）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前有个短序，因为这个短序很重要，所以原封不动地录了过来。其实这个短序记述了刘禹锡写这首诗的原因，对于理解这首诗很重要，所以，要理解它。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是因为刘禹锡在贞元九年（就是公元793年）中进士（同榜的还有柳宗元）之后，当年又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就是脱去平民的衣服开始做官）为太子校书，有机会认识了当时的太子唐顺宗以及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虽说不久之后刘禹锡就丁忧回乡了，但到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卒，顺宗继位，年号永贞，王叔文、王伾受顺宗器重进入中枢，二王素有革新朝政的理想，于是很快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刘禹锡因此获得了担任重要官职的机会，就是刘禹锡说的“屯田员外郎”，这个官职是掌管国家屯田及官员职田配给的重要职位，其实相当于刘禹锡也身处中枢。但很快这场改革就失败了，从永贞元年（这一年也是贞元二十一年）开始，结束于永贞元年。唐顺宗让位，改国号，王叔文赐死，王伾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被贬，即“二王八司马”。

（刘禹锡）

这一年，刘禹锡先是被贬连州任刺史，就是刘禹锡说的“牧”（汉代称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牧，到了唐代称为刺史。），这好坏还是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很快就又被贬为朗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司马，又降职了。司马这个职位相当于一个地方的武装部长或公安局长，分官某一方面的工作了。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之后（也就是815年），刘禹锡被召回京，同时召回的还有柳宗元。

这一年，人人都说玄都观有道士种的桃花，桃花盛开时如满天的红霞，“遂有前篇”指的是刘禹锡在815年写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全诗是：“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字面意思很清楚，紫陌之紫，当然是花木之紫，红尘当然是路上的的尘土，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都是看花回来的人，玄都观里的桃树，都是我走之后种的吧。但其实这首诗深层的意思却没这么简单，不服气的刘禹锡在暗喻这千树桃花，都是刘禹锡不在朝中的十年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越来越得意的新贵，看花的人，当然指的是趋炎附势、攀结权贵的人。一首诗，刘禹锡极尽了他的轻蔑与讽刺，是匕首，是投枪。于是权贵们感觉“脸疼”，结果此诗一出，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很快又一次被贬，“旋又出牧”，前面的“寻”和这里的“旋”，都够急了，当然，这次是升官了，重当刺史了，但其实仍然无法干序朝政，当得是无关朝局痛痒的地方官。

（诗词书法）

这一贬，又是十四年（其实是十三年，老刘给重叠起来算了），十四年过去，刘禹锡才又被召回长安任职，十四年间皇帝都换了几朝，宪宗而穆宗、敬宗而文宗，已历四朝，人事变迁当然很大，政治斗争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刘禹锡写这首诗，是有意要旧事重提，向打击他的权贵们宣战：“前度刘郎今又来”，你打击我，我也决不屈服，决不妥协，前后算来“二十三年弃置身”，做为一个有远大人生抱负的人，二十三年里，他在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任上都做过，荒废光阴，对于刘禹锡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重重的人生灾难。

这第二首诗写诗人又一次来到玄都观，他已经为主客郎中，对朝局已有影响力了。故地重游，却发现玄都观里，一棵桃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兔葵啊，燕麦啊一类的不足于形成景观的植物动摇于春风之中，于是他高声的叫板：“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被你们迫害的刘禹锡又回来了。

（前度刘郎今又来）

桃花不可能长久盛开，甚至会连种桃的地上也长满了青苔而桃树完全不见，种桃的道士，当然是指当时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二十多年来，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那些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们也几乎都不在了，真真是“树倒猢狲散”，就在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你们能预料到吗，刘禹锡这次投去的，是更高级的轻蔑和嘲笑，同时也有他自己的不屈服与极度乐观，也宣告他决不会屈服。

当然，这一次刘禹锡在中枢没待多久，因为第二首诗，他很快就又被闲置，换到了并不重要的职位上去，后来又放到地方，再也没有回到朝中来，终于死在了洛阳，后被葬于河南荥阳。不过，他并没有消沉下而早逝，他活了七十一岁，他的一生是无法被打垮的一生。

（刘禹锡之墓）

性格决定人生。因为他这样一个性格耿介、不屈不挠的人，当权者是不喜欢的，就像后来宋代的苏轼，王安石当权变法时，他反对其中的某些政策，于是被贬；反对王安石的司马光当权时，把他唤回朝来，对他加以重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光对苏轼是有恩的，但苏轼很快又开始反对司马光的某些政策，在苏轼心中，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有一根标尺，他拿着这个标尺去量比朝局中的人，不管是谁，他是一定要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的，于是新党旧党都烦他，只好再次被贬，当然，我们爱苏轼时，或许爱的正他这样的性格。

（刘禹锡与“沉舟侧畔千帆过”）

​刘禹锡同样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也有他自己的标尺，当朝中当权者不合他心中的标尺时，他坚决坚守自己的标准，坚决反对，决不妥协，受到的打击不论多么沉重，却始终打不垮他。这让人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的名句：“一个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也正因此，刘禹锡才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木前头万木春”的正能量。

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刘禹锡才是让人觉得可爱的，无奈的是：这两首诗，写完之后，这个最可爱的诗人的命运都被重写了。

（【唐诗闲读】之100，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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