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祖籍江西，1895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巴中市龙岗寺（今属平昌县）一个小商贩家庭，1918年秋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习，1920年6月前往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他同周恩来等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春被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1923年11月，刘伯坚进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冯玉祥到苏联后，共产国际派刘伯坚以《前进报》记者的身份，做争取冯玉祥的工作。在相处的3个多月里刘伯坚和冯玉祥彼此信任，肝胆相照。因此，冯玉祥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刘伯坚等人与他一道回国。刘伯坚回国后，任冯玉祥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致信刘伯坚，要求党在军队中“侧重政治宣传工作”。刘伯坚利用一切机会向士兵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十月革命史等。他口才很好，讲话从不用稿子，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士兵们说“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饷”。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被冯玉祥“礼送离队”。只有极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潜伏下来，以待时机。1927年7月，刘伯坚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暴动行动委员会委员；1928年再度赴苏联学习。
1930年8月，刘伯坚再次从苏联回国。同年秋接受党组织安排，携妻带子进入中央苏区，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工作。
1930年10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混战失败。蒋介石高价收买孙连仲当总指挥，搜罗冯玉祥残部拼凑起一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
1931年2月，第二十六路军进入江西“围剿”红军，隐蔽在该部的中共秘密党员，根据中革军委的安排和指示，在该部秘密建立中共地下特支，发展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等人入党，积极开展活动，策划兵暴起义。不料在1931年11月底，第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特支的秘密被国民党南昌行营获悉。南昌行营分别拍来密电和派飞机在宁都城空投指令，命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速将该部中共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人捉拿解送南昌行营惩处，情况十分危急。中共地下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率部起义。为取得中革军委的领导和支持，决定12月5日派袁汉澄前往瑞金，与中革军委领导商定起义大计。袁汉澄抵达瑞金后，很快见到了朱德，并问道：“总司令，你知道刘部长吗？”朱德答道：“你问的是刘伯坚同志吗？他在西北军当过总政治部部长。你认得他吗？明天他会来参加军委会，到时候你就看到他了。”12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军委会。到会的有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叶剑英、总参谋处处长左权、军委秘书长刘伯坚、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会上，中革军委确定了支持起义的7点指示。
会后，刘伯坚、王稼祥、左权把袁汉澄领到毛泽东住处听取意见。毛泽东指示：“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了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插上一刀也是好的。”
刘伯坚在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对他非常信任。在地下特支派袁汉澄赴瑞金汇报请示的同时，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也共同派中共地下党员郭如岳前往瑞金寻找刘伯坚，希望获得支持和指示。郭如岳抵达瑞金后见到了刘伯坚，得到了同袁汉澄一样的答复。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我代表红军以十万分热烈诚恳的敬礼，欢迎在中国革命中奋斗多年的诸位同志，来同红军共谋劳苦工农的解放，同时把将要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夺回来，交给全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手中，这是何等光荣何等伟大的历史际会啊！”
12月8日，中革军委派刘伯坚、王稼祥、左权等人携电台来到宁都固村，负责与第二十六路军联系，组织起义。此时，季振同认为原定将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十六军的番号过小，想亲自和刘伯坚直接商谈。于是，12月上旬末，赵博生提出再次联名写信给刘伯坚，征求他的意见，季、董均表示同意。董振堂派郭如岳，季振同派卢寿椿带信去找刘伯坚晤商。他们在苏区见到了刘伯坚、王稼祥、左权等人，把赵、董、季、黄等人的愿望和打算进行了详细汇报。经过研究，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就起义时间、办法、起义后部队番号以及干部的任命等问题，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人又写了第二封复信。此信是刘伯坚等人经过精心策划为夺取宁都起义完全胜利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准备委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74旅旅长季振同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进一步坚定了季振同等人起义的决心，消除了他们对起义后军队的编制、番号和个人前途的顾虑。刘伯坚的第二次回信促使全军起义的时机很快成熟了。
12月14日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获得成功，全军1.7万余人全体起义加入红军。15日，起义部队走了整整一天，黄昏时抵达宁都固厚。突然前面传来声音：“我们的刘部长接我们来了！”大家只见刘伯坚紧紧握着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手，激动地说：“昨晚我一夜没有睡觉，以为你们几个牺牲了。谁晓得你们搞这样大的规模！列宁讲过，暴动时机成熟了，一分钟都不能迟延的。我真替你们担心哪！”
16日清晨，在固厚河滩的一处打谷场上，刘伯坚和赵博生站在一张大方桌上，给宁都起义部队讲话。刘伯坚大声讲道：“我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热烈欢迎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你们的起义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际，在艰难的时刻站到共产党和人民方面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你们的行动是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共产党要抗日，这是人民的愿望，同时也是为国民党中有血性、有正义感的爱国军队指出了一条正确而光荣的道路，因此你们起义的这一壮举将流芳百世！我相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将永远记载着你们光辉的一页。”接着，刘伯坚在会上宣布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番号的命令，同时宣布中革军委对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等军团及各军领导人的委任命令。命令宣布以后，刘伯坚又庄严宣读了自己起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工农红军宣言》（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最后他强调说：“红五军团要紧密团结，高举革命的红旗，为解放全中国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与统一而英勇战斗！”当晚，在固厚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对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讲：“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随后，刘伯坚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为整顿、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呕心沥血。在他的领导下，红五军团的政治工作迅速运转起来，红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在这支部队中得到充分发挥。他以军团政治部名义创办了《猛进》报、猛进剧团，举办训练班培养文化娱乐骨干，在连队建立军人俱乐部、列宁室，组织官兵学习革命理论，提高官兵政治思想觉悟。经过教育、整编、训练，红五军团迅速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4年9月上旬，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0月，红军长征后，刘伯坚留在赣南军区领导游击战争。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负重伤，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在狱中，刘伯坚满怀豪情地写下了《带镣行》。临刑前，他又用戴铁铐的手写了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留下“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豪言壮语。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金莲山壮烈就义，年仅40岁。2009年9月10日，刘伯坚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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