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译注 （南朝宋）刘义庆
许绍早等 译注
前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公元403—444 年）编撰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刘义庆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历任重职，喜好文辞。书中主要记载东汉未至魏晋间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琐语，而以晋代为主。但是书中谈到的人物不只士族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庶憎侣，都有记载。编撰者杂采众书，把值得称述的旧闻轶事纂辑起来，并加以润色，按内容分门别类，划为德行、言语、政事等三十六门，以士族阶级的观点，对士族名流的生活、思想、情趣等方面作了较多的反映。
从汉末到魏晋，天下动乱，军阀混战。特别是晋代，西晋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导致八工之乱，王室衰微，民不聊生，流民起事，割据称雄。东晋时，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方外族并起，虎视江左；朝廷内外，士族之间，掌握军政实权者互相攻战，甚或举兵威逼朝廷，加以连年用兵，赋役繁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致使人民群众暴动迭起，东晋王朝终于覆亡。这样的时代背景，虽然不是本书所要反映的内容，但是个别地方也有所透露。例如（识鉴》第22 则讲到前秦皇帝符坚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又直下淮阴，想灭掉东晋；《方正》第32 则讲到王敦谋逆，举兵东下京都，意欲废晋明帝；（政事）第11 则叙述苏峻举兵把晋成帝软禁在石头城，并在成帝面前杀了侍中钟雅的事件；（雅量）第29 则指出桓温想杀掉谢安、王坦之，以篡夺帝位；《德行》第43 则说及江州刺吏桓玄击败荆州刺史殷仲堪，俘获殷氏手下将佐以壮大自己；《德行）第45 则对孙恩发动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只以“后值孙恩贼出吴郡”一语匆匆带过。在这类内容里，我们能看到内忧外患有增无已的动乱局面和作者的观点立场。
政局动荡，弊端迭起，一些人不免讥议政事，不满朝廷，因而受到残酷的镇压。特别是当时的名士，一旦稍有不满，就会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例如汉末名士孔融，因屡次触犯曹操而遭杀害，《言语）第8 则和第5 则分别记载孔融讽刺曹操的话和全家横遭逮捕一事。又如中散大夫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尽管他为人谨慎小心，但因拒绝与当时控制朝政的司马氏合作，便遭疑忌。《雅量》第2 则记他被逮捕后，虽有三千大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还是被司马昭杀害了。残酷的镇压，使士大夫感到国家前途渺茫，个人生命没有保障，许多人不敢随意议论政治。为免祸计，就逃避现实，或者隐遁山林，不肯出来做官，或者崇尚清谈。不问世事。隐遁一事，本书单立《栖逸》一篇来记载，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篇章（如《雅量》第28 则记叙谢安隐居东山之状）。有的人隐居不仕，是不愿和统治者合作，消极反抗。例如《栖逸》第14 则记德行高洁的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当时政局动乱，范宣要以清白自保，不肯涉足官府，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借隐遁来沽名钓誉的人，据《言语）第69 则记载，王羲之就讽刺过某些隐逸者高谈隐逸而羡慕荣华富贵。
至于崇尚虚无、专谈玄理之风，从魏代何晏、王弼开始，愈演愈烈，士大夫竟相谈老庄，谈《周易），谈禅，摈弃世务，以清谈为学问，以善于清谈为高雅，得到赞颂即为名士，社会风气因之大变。本书对此也津津乐道，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例如《文学》第31 则记孙安国和殷浩清谈，两人“奋掷麈尾”，情绪激昂，终至互相嘲讽，直到天晚也无暇进食。又第56 则记载在会稽王司马昱府上的一次清谈，当刘惔驳倒孙安国的玄理时，“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甚至清谈还可能成为做官的捷径。例如《赏誉》第17 则记载王湛年轻时因为沉默寡言，兄弟宗族内夕都认为他痴呆，有一次和侄儿王济清谈，由于他“答对甚有音辞”，妙言奇趣，人所未闻，王济奏闻晋武帝，于是显名，出任官职。其实清谈除了所涉及的某些哲学问题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只是士大夫逃避现实、填补精神空虚、消磨时日的做法而已。他们讲究的是言辞，追求音调的抑扬顿挫，陶醉于不接触实际的空谈之中，于国于家两无补益。例如以清谈得重名的殷浩，当时朝野认为，从他的出仕与否，可以预测东晋政权的兴亡。可是殷浩只是个嘴上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能的空谈家，就任高官后，谈不上有政绩，出任中军将军，只落得大败而归，终于被除名为民，这在《识鉴》第18 则、《赏誉》第99 则、《黜免》第3 则都有记载。当时关心时局的人反对这种废弃政务的清谈，《言语》第70 则记王羲之当面批评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只能用诡辩搪塞。
和崇尚清谈之风密切相关的是魏晋重视对人物的品评，这也是承续汉末遗风的动荡年代的产物。本来魏晋实行选举人才的制度，有所谓九品官人法，各州郡设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优劣，分为九品，以便选人授官。士大夫也常聚在一起品评人物。通过品评，统治者可以确立选拔人才的新标准，士人则以此为进身之阶，而擅长品评的人因此而声价十倍，士大夫之间也借品评相标榜，抬高声誉，以致品评人物的风气大盛。品评人物的高下，或者就其容貌举止，或者看其言谈辞气，或者观察仪态风度，诸如才情气质，本性能力，无一不是士人品评的依据。这种品评，成为本书一个重要内容，《识鉴》《赏誉》《品藻》《容止》诸篇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士族名流的品评，更是一言九鼎，可以左右一个人的仕宦前途。要想做官，固然必须得到士族名流的吹嘘，即使不为做官，也以得到名流的赏识为荣。例如《品藻》第25则记评论界品评温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还没有提到他，温嶠竟紧张得“失色”。可见士人对品评的重视。品评的内容，除了那些涉及德才的评论能让我们看出当时的道德才能规范外，也表明了魏晋士族阶层的风尚。他们讲究仪容举止，名士风流，追求一种所谓高雅的生活方式，这里包含很多内容。例如他们出入要侍从搀扶着走路。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摆出一副尊贵的架子。《雅量》第36 则记王子敬在房子着火时还不肯站起来走，而是不慌不忙地把仆从叫来搀扶着自己，才慢慢离开。当时的人还赞赏他这种“不异平常”的神情态度。又如士族大家注重仪容修饰，喜欢搽粉薰香。《容止》第2 则记何晏本来脸长得白，魏明帝却怀疑他搽了粉。可知男人搽粉在当时很普遍。《假谲》第14 则记谢遏年轻时喜欢带紫罗香囊。讲究仪容举止女性化。体现了上层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观点。如果姿容秀丽，风度翩翩，就会受到特别的赏识，赢得别人的特殊尊重。据《容止》第1 则所记，连曹操这样的一代枭雄也自以为“形陋”，不敢接见匈奴使者，要派容貌秀美的崔琰代替自己，宁愿自己“捉刀立床头”。又第23 则记苏峻起兵反帝室，胁持皇帝，陶侃本认为这是庾亮挑起祸端，要杀庾氏兄弟以谢天下，可是一见到庾亮“风姿神貌”，就立刻改变了看法，对他爱重备至。这类纯粹以貌取人的荒谬做法，最能反映出当时注重仪表的风气。
魏晋士人生活方式的另一面就是作达，其表现方式不过是纵酒寻乐，蔑视礼法，放诞不羁，《任诞》一篇对此作了集中的描写。各人作达的动机和目的不尽相同，有的人以此作为远离世事以避祸端的途径。例如阮籍，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既畏惧权势而屈从司马氏集团，又看到礼法之士的虚伪，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掌握实权者的伪善阴险、滥施杀戮，而自已经国济世的抱负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于是借酒浇愁，借沉醉和放诞来躲避明枪暗箭，以保全自己的纯真。他当官并不是想为统治者效劳，《任诞》第5 则说他听到步兵营贮藏有三百斛好酒，就请求派去当步兵校尉。他蔑视礼·法，第2则记他在守丧期间，公然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大吃大喝，礼法之士何曾骂他破坏了以孝治天下的法制，应该严惩，他却照旧吃喝不误。第7 则记他嫂嫂回娘家，他公然违反嫂叔不通问的礼制。去与嫂嫂话别；别人讥笑他，他反驳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当时那些所谓礼法之士不守孝道和淫乱纵欲的大有人在，而饮酒吃肉、给嫂嫂送行不过是人之常情。因此阮籍的放诞，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倒更能显出他的纯真。何况阮籍的纵酒放诞主要是他所处的那个险恶环境逼成的，是不得已的。所以第13 则记他儿子阮浑也想学他的放达时，他就反对说：侄儿阮咸已经入了我们这一流，你不能再这样了。这种表面放达而内心痛苦的事，他当然不希望儿子来学样。又如《任诞》第18 则记阮宣子常以百钱挂杖头，一到酒店，便独自开怀畅饮，借此而不去登权贵者之门。他是把纵酒作为不肯攀附权贵的一条退路。不过也有些贵家子弟想附庸风雅，利用纵酒放诞来表现其所谓名士风流。《任诞》第53则记王孝伯说：“名上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像这样的名士，就一无可取了。
《世说新语》一书并没有忽视社会的其他现象，对许多方面都作了一定的介绍和褒贬。本书很注意记载道德品行方面的事，举凡忠君敬上，父慈子孝，礼贤下士，为官清正，举止端庄，仗义报恩，亲人爱物，以及妇女的贤淑，都曾留意到。《德行》一篇记载着各种有德的言行。例如第26 则记祖纳性至孝，经常亲自为母亲烧火煮饭而得佳名。第27 则记周镇免官回京都时，乘着又窄又漏雨的小船，以此证明为官之清廉。又如（贤媛）第20 则肯定陶侃的母亲教子有方：陶侃作鱼梁吏时，曾把公家的鱼寄回家，陶母把鱼退回，并责备陶侃。这类品德是可取的。其中也有一些记载是封建槽粕，例如《德行》第45 则宣扬陈遗对母亲最孝顺，后来战败逃匿山泽中时得以活命。这实际鼓吹了因果报应。
魏晋时期，道教盛行，士大夫中信仰道教的人不少。道教所用的道术很多，主要的是占卜和符篆。由于迷信盛行，人们对风水方术都很虔诚，《术解》一篇和其他篇章讲了一些荒诞的事，宣扬了宿命论。例如《术解》第8则讲郭璞为王导占卦，算出王导命中该遭雷击，劝王导拿一段柏树放在床上做替身，方可消灾，结果柏树被雷击碎。这里想证明占卜能预示吉凶，宣扬占卜的灵验。其实既然命中注定，怎么能逃脱；如果神灵有知，何至于误击柏木！又如《术解》第3 则讲有人相羊枯父亲墓地的风水，认为风水很好，“后应出受命君”，羊祜“遂掘断墓后”，破坏地脉，而相风水的人认为“犹应出折臂三公”，结果羊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这里鼓吹子孙的荣华富贵决定于坟山风水，还吹嘘羊祜对王室的忠贞。但是沉溺子迷信而不能自拔，终将吃苦头。《术解》第10 则讲郗愔笃信道教，认为服符水可以消灾除病，而吞下的符篆都积存在肚子里，以致常患肚子痛。他本想得到天神保佑，反而招来了病痛，这就是迷信的后果。
魏晋注重门第，士族和庶族的等级界限森严。士族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姓豪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庶族不能和士族平起平坐，不能通婚。这种门阀等级制度，书中时有反映。例如《忿狷》第6 则记王献之去拜访谢安，适逢习凿齿在座，按礼节，王献之应该和习氏并排坐，可是他不肯落座，谢安只好请他坐到对面。这是因为王、谢当时是豪门望族，炙手可热，而习凿齿虽然才学出众，但是出身寒士，所以以尊贵骄人的王献之就不肯和他并坐。又如《方正》第58 则记桓温求娶王述的孙女为儿媳，王述很生气，说：“兵，那可嫁女与之！”后来桓温只得把女儿嫁给王述的孙子。桓温当时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出身寒微，祖辈名位不显，不是名门望族。而名门之女不能下嫁，所以王述不肯把孙女嫁到他家。但是庶族之女有可能嫁到名门，一般的士大夫之家为门第考虑也希望攀附门第高的贵族，所以桓温的女儿嫁到了王家。庶族之女攀附名门也不容易。例如《贤媛》第15 则记王湛想娶郝普的女儿为妻，王湛的父亲只因看到儿子愚笨痴呆，才同意了这门亲事。郝氏出身庶族，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女婿，恐怕也攀不上。从此可见当时门阀制度对婚姻要求很严格，可见联姻是服从一定的政治需要的。
贵族士大夫依仗着自己的门第和权势，有的凶残肆虐，骄奢豪横，无恶不作，而有的则吝啬刻薄，视财如命，一毛不拔。本书列《汰侈》《俭啬》两篇，只对其奢侈、吝啬作一定程度的描述，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狰狞、鄙陋的面目。例如《汰侈》第1 则写显官豪富石崇经常大宴宾客，每次都叫美人劝酒，如果宾客不干杯，就立刻杀掉美人。有一次大将军王敦偏不肯举杯，石崇因此连杀三个美人。在座的王导责备王敦不该如此，王敦还若无其事地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心的场面！两人都视人命如草芥，石崇要令出必行，以杀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王敦偏要观察石崇的动静，看他能杀多少，都是以杀人为乐。封建贵族嗜血成性，于此可见一斑。又如《汰侈》第3 则记王武子用人乳喂猪，第4 则记石崇把蜡烛当柴烧，这都说明了他们的穷奢极欲。他们宁可肆意挥霍民脂民膏，却不肯让别人沾到半点好处。例如《俭啬》第4 则写“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不只是对外人，就是对亲人也是锚铢必较。例如《俭啬》第5 则写王戎借了几万钱给女婿，后来女儿回娘家，他见面就满脸不高兴，女儿马上还了钱，他才和悦起来。又如第1 则写富甲一方的和峤，家里有良种李树，他妻弟问他要李子，也只给几十个，舍不得多给。这些都反映出贵族士大夫的视财如命，贪得无厌。
《世说新语》还记述了一些关于辞令的故事。古人历来重视言辞表达，魏晋时人也很讲究辞令。注意辞令，多少是受清谈之风的影响，清谈要求言简意赅，辞锋锐利，思辩力强，寓意深远。因此人们在其他场合也追求应对得体，或含蓄，或精微，既要富有文采，又要意味隽永。古人从小就注意语言修养，培养语言技巧。本书很注意搜集这类启人智慧的佳句名言，《言语》《文学》《排调》诸篇记载了不少。有的应对，思路敏捷，善于随机应变。例如《言语》第3 则讲年方十岁的孔融去拜访享有盛名的李元礼，当在座的宾客正赞赏孔融的聪明时，陈韪却说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随即回敬了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名褒实贬，表现了孔融的机敏和锐利的辞锋。又如《言语》第51 则说顾和偏爱孙子顾敷，引起外孙张玄之的不满。有一次三人在寺庙时，顾和问卧佛像旁的弟子为什么有的哭，有的不哭，张玄之趁机说：“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顾敷知道张玄之对顾和的偏爱耿耿于怀，就说：“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两人都善于捕捉机会，借题发挥，不露形迹。从以上两例可知魏晋人从小孩时起就注意辞令的培养训练了。有时，话不能直说，就需要委婉暗示。例如《言语》第8 则说，很有才华的称衡得罪了曹操，曹操故意录用他做地位卑微的鼓吏，并且叫他击鼓，孔融劝谏说，称衡的罪是“不能发明王之梦”。话说得很含蓄，耐人寻味，却是尖刻地讽刺曹操横加罪责，使曹操感到惭愧而又无从发怒。如果说话得体，就有可能逢凶化吉，免掉许多口舌是非。例如《品藻》第86 则说，太傅桓玄在朝臣聚会时突然问王桢之：我和你家七叔相比，谁强些？宾客一听，都紧张地为王桢之捏一把汗，王桢之却缓缓地回答说：“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他这样说，既没有贬低自己的叔父，也没有因赞美叔父、得罪野心勃勃的桓玄而招致杀身之祸，在座的人都为他松了一口气。注意言辞，在官场中尤其不可忽视，一旦失言，后果将不堪设想。例如《轻诋》第11 则说，有一次桓温认为丧失了北中国是王夷甫等人的罪责，而袁虎却轻率地表示异议说：“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温听了，满脸怒色，当场就对袁虎语露杀机。至于那些阿谀逢迎，自我解嘲的言辞就不值得称道了。例如《言语》第18 则说到立志隐居的向子期后来到京都寻求进身的门路，司马昭问他为什么出山，向子期回答说，古代的隐士“不足多慕”。这不过是厚颜强辩罢了。
除此以外，本书在品德修养、生活态度、工作作风、待人接物等等方面的一些记载，都有值得肯定的东西。读者自会观察、判断，我们就不一一叙述了。
本书所谈内容，除了从大的方面按特点分门别类以外，在每一门类内部，并没有再按事项分小类，而是基本以人物，事件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准来排列顺序。所以有时实质相同的条目并没有顺次排在一起，这对了解每一门类所涉及的面带来一定不便。还有，本书一些条目的归类仍有可议之处，不见得都很严格。本应归此门而放在另一门的情况有之，本来没有什么内容而强立条目者亦有之，这些也比较容易识别。
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知识是广泛的，丰富的。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历史情况，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状况、生活面貌、风尚习俗等等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其次，本书的文学价值也很大。书中所记，多则百余言，少则十数字，有很多经过作者的着意加工，是短小精悍的佳作。其中情节的安排、渲染，言行的互为烘托，文辞的隽永质朴，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德行》第11 则以对待金钱和权贵的两种态度，对比描写了管宁和华歆两人的不同志向。对待黄金，管宁只视同瓦石，华歆却“捉而掷去之”。一个”捉而掷”画出了华歆的内心活动，他经不起黄金的引诱，情不自禁地捡了起来，又要故作清高，只好强压欲念而掷去。本书擅长即事见人，寥寥几笔，就可传神，使人物风貌历历在目。鲁迅先生肯定了《世说新语》和刘孝标为本书所作的注，指出其成就：“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缨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总之，这是古代轶事小说中的代表作。
自《世说新语》问世以后，摹仿它体裁的笔记小说渐多，仍流传至今的也不少，有北宋王谠撰《唐语林》、明代焦竑撰《玉堂丛语》等等。而本书对后代其他文学作品也很有影响，一些小说、戏曲取材于此，或者学习其手法。例如《三国演义》所写的击鼓骂曹和望梅止渴等故事都是从《世说新语》取材的。
本书较多地保存了魏晋时期的口语。编撰者没有刻意求古，不管是记言还是记行，都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实际；所以有些词语的用法既不同于上代，也不同于后代，能反映出用语的时代特点，给语言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其中一些词语甚至渐渐凝为成语，例如芝兰玉树，未能免俗，一往情深等等。
总之，《世说新语》对了解魏晋历史、文学、语言都很有价值。值得一读。只是编撰者本人是贵族，书中所搜集记录的人物轶事及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当然都是从贵族阶层的观点出发的、他的褒贬爱憎，有很多地方不能作为我们今天评价古人的标准。但是书中所反映的一切，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历史知识，具有认识意义。我们相信读者能鉴别是非。正因如此，对本书的内容；我们在注释中未作评论。《世说新语》流传后，历经唐宋，由于传抄、删节，所以版本不同，文字也有异同。我们这里所用的是王先谦重雕纷欣阁本，只是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为通行的简化字。对各本的文字异同，一般不录，只有认为另一本的用字更好或可供参考时，才在注释中注明一本作某。
《世说新语》曾得梁朝刘孝标作注，注文引证经史杂著四百多种，这对了解该书内容大有神益。我们在注释中所说的原注即指刘注。前几年，中华书局又先后出版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我们正是参考了古今研究成果来译注的，对各家的说法多有采纳，只是为了行文简洁，没有一一注明。注释部分也参考了史书，对所牵涉到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言行背景等有所说明，以便于对原文的理解。其次，有些词语可能前后重注，所以这样，或者因为同一词语在不同的地方所释的重点不同，或者因为前后重出间隔太远，恐读者对前一注释已经印象淡薄，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所疏忽。另外，注释原则上采用句注，只有少数句子需要说明分句的引文、句意、背景等，为了醒目，就在分句后加注。
我们的译注，是想把古籍介绍给广大读者，以便对古代汉语和古籍了解较少的读者能够顺利读懂，以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因此译注力求突出普及性，注意浅显通俗，译文也基本采用直译方式，希望尽可能反映语言的原貌。其次，正文中的诗句，为了保持原文的韵味，我们只在注释中译出大意，译文中一律保持原句。
译注由许绍早、王万庄、刘家相三人分工进行，最后由许绍早定稿。由于我们对六朝的语言应用情况及有关史料掌握不多，对所记叙的遗闻、轶事、琐语的背景缺少深入体味，译注水平不甚理想，还望专家和读者多加指正。
许绍早1995 年7 月于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