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苏东坡_苏轼 六国论

秦帝国虽然一统天下，可惜它是一个短命王朝，只维持了十几年的统治就灭亡了，因而秦王朝在历史上一直以暴虐的面目出现，后人对它多有非议。反之，对被它灭掉的六国则多抱有同情之心，历代有许多人对六国覆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在宋代，三苏父子都曾探讨过六国灭亡的原因。苏洵于宋仁宗嘉祐年间率先写出了《六国论》，指出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弊在赂秦。

苏洵此文的目的意在借古讽今，提醒朝廷修正对外政策。当时，北宋建国后，军事上一直处于颓势，与契丹、西夏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为屈辱求和，每年都要向契丹、西夏进贡大量的金银财帛。这一局面，引得许多士大夫忧心忡忡，苏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下了《六国论》。

苏洵指出，赂秦之弊在于：秦国从各国赂秦得到的土地比打胜仗得到的土地多百倍；而各诸侯国因赂秦丢失的土地比打败仗丢掉的土地多百倍。诸侯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贪心无穷，以有限的土地去应对无穷的贪心，其结果就是秦国愈强，而诸侯愈弱。

有人问，六国都亡于赂秦吗？苏洵回应，采取赂秦政策的是楚、魏、韩三国，其余三国不赂秦，但是各有弊端。齐国不赂秦，却抱着投机心理与秦结盟；燕国不赂秦，可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去刺秦王，给秦以大举兴兵的口实；赵国不赂秦，名将李牧率军与秦军交战，胜多败少，然而李牧却死于奸人的谗言之下。总之。不赂秦的受赂秦的拖累，始终处于孤弱无援的境地。

苏洵最后总结，六国与秦对峙，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六国能以赂秦的土地招纳贤将良才，以礼秦的态度对待贤能之士，六国团结一心抗秦，最后鹿死谁手则未可知。

联系当时北宋面对的形势，苏洵认为，六国实力弱于秦国，采取赂秦政策导致灭亡，但是大宋的国力绝不弱于两个敌国，因而绝不应该用屈辱求和的政策重蹈六国覆辙。

苏洵的儿子苏辙，也在父亲之后写下了《六国论》，探讨六国灭亡的原因。与父亲观点不同，苏辙认为，六国的灭亡源于当时各国的决策者目光短浅，没有意识到秦国威胁的严重性，没有认清当时的形势，因而更谈不上能够把握住影响六国兴亡的“势”。

鉴于战国七雄当时的形势，苏辙觉得六国完全有自我保全的能力。苏辙说，从地理上看，韩、魏两国处于秦国腹心位置,正当秦国与其他各国交通的要冲，是秦国的心腹大患。如果韩、魏两国下定必死决心抗秦，秦国就没有能力越过这两个国家去侵扰其它四国 。然而，韩、魏国力弱小，不具备单独抗秦的力量，必须得到强大的外援，才使得抗秦成为可能。

齐，楚、燕、赵四国为了自保，最为明智的做法是表面上与秦国和解，暗中用全力帮助韩、魏两国，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倾尽全力抗秦，这样，秦国时时感受到心腹大患的威胁，根本无暇东顾攻打齐、楚等四国，经过旷日持久的抗衡，六国与秦国对峙的局面就会发生改变。

可悲的是，六国的决策者们认不清形势，看不透危险，各自为了蝇头微利背弃盟约，自相屠戮杀灭，从而让秦国有机可乘，把六国各自一一击破，这才是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才气最大的苏轼也写了一篇《六国论》，与父亲和弟弟截然不同，苏轼的文章中既没有讨论秦国与六国实力的对比，也不讨论敌对双方谋略计策的优劣，而是直指人心、人性，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

苏轼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卿相争先养士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以便遇到危难时能够有人出谋划策、不辞辛劳、不避艰险地化解危机。其中养士规模庞大的有越王勾践，孟尝君等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等人，他们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其他各国诸侯卿相养士规模不及上述这些人，但也不在少数。这些食客衣着华丽、饮食精美、馆舍精致，人群众多，其数量甚至超过官吏数倍，国家财力不胜负担之苦，黎民百姓不胜供养之苦。

养士如此靡费钱财，权贵们争相养士，是因为洞悉了人性。人群中有两类人必须妥善加以安置，否则就可能生出意想不到的事端。一类是奸雄巧佞之徒，这种人好像飞禽走兽昆虫族群中的猛兽猛禽和带毒刺的虫子，把他们完全消灭根本做不到，只能妥善安置，才能让各类族群获得安全。另一类是人群中睿智、勇敢、善辩、强悍的俊杰之士。

上述两种人都是不肯受人役使、老守田园的人，没有适当出路，他们就有可能滋事造反。因此，历朝历代都给他们安排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夏、商、周三代用官学，战国至秦用客卿，汉用郡县，魏晋用孝廉，随、唐至今（宋朝）用科举。这些人各安其位，便可保天下太平。

苏轼对秦与六国加以总结：六国的君王虐待百姓不比秦始皇差，然而当时百姓没有造反，是因为有才能的智士豪杰，都被各国诸侯卿相以客卿之名养起来，民间剩下的都是普通本分的老实百姓，没有人起来挑头造反，因而六国的存在相对长久。秦国仅仅十几年就迅速灭亡，是因为秦始皇得天下后恃法而治，不养俊杰，驱逐客卿，流散民间，好像“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因而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四面八方英雄豪杰云集而响应，自以为金城千里、坚不可摧的强大帝国，短短十数年就土崩瓦解了。

苏轼的六国之论，真是论出了异峰突起，石破天惊！

同样是讨论六国兴亡，父子三人的看法大不相同：父亲苏洵的着眼点在楚、魏、韩三国以赂秦求苟安的外交方略的荒谬性；弟弟苏辙批评的是齐、楚、燕、赵四国缺乏战略眼光，不能全力支持韩、魏抗秦；而苏轼则观察得更深入独到，提出了一个历代国君朝廷都感到棘手的问题：如何驭人，以保天下太平。

这种深刻是苏轼的过人之处，同时也是不合时宜之处。

试想如果皇帝召见父子三人咨询外交方略，苏洵与苏辙是就外交议外交，而苏轼则是从治国方针谈外交。显然，苏轼的观点会引起皇上的不悦，原因在于苏轼的观点一是偏离了主题，二是涉及驭民、驭吏、驭官，那是皇上的帝王心术，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

苏轼拥有的杰出的才能让他看问题独到深刻，但这种思维定式必然影响他在遇事时的考虑与处理，一系列处理问题方式的异于常人，也许就是他仕途不顺的原因之一。弟弟苏辙与他相比，才能略逊一筹，却在后来入阁拜相，应该算是一个佐证吧。

三苏父子的事例，放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在职场上，不论是国企私企，还是事业单位、职能部门，当领导和下属探讨具体问题的应对方法时，切记一不要偏离方向，二不要踏入领导思考范围的禁区。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职场人却常常会犯类似的错误，而犯错的往往是精明人。当你精明到踏入了只有领导才适于思考的区域，而且显得比他更深刻、更高明，他可能不会批评你，甚至有可能表扬你，但是糟糕的印象一定会留在他的脑子里。

在职场上切忌犯“精明”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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