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_孟子滕文公下的赏析

【原文】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文公与之处。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滕文公上》

5·4的开头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这个人，其他先秦典籍没有出现过，只在《孟子》中出现过。滕文公同样如此。班固（32—92）写《汉书·古今人表》，对滕文公、许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把滕文公列为三六九等的第三等，对于许行根本没有提。虽然许行在《孟子》中出现过，但班固把古往今来的1954人列在一张大表之中，却对许行置之不理。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许行是农家的代表性人物。农家是诸子百家的一家，九流十派的一家。农家有哪些思想呢？它在《孟子》中有比较完整的体现。

许行“自楚之滕”，从楚国来到滕国。“踵门而告文公曰”，许行亲自到了滕文公家里，他对滕文公说了一些什么呢？他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我们这些远方来的人听说你正在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廛”是房子的意思，希望您给我一间房子，我愿意成为您的百姓。“文公与之处”，文公给了他房子。许行是农家，“其徒数十人，皆衣褐”，他的学生很多，有几十人，都穿着粗麻做的衣服。他们靠什么谋生呢？“捆屦、织席以为食。”许行与他的门徒靠编草鞋、织席子谋生，以此维持生计。上面是对许行的介绍。

接着又来了一帮人：“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陈良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陈相，一个是陈辛，他们是两兄弟。他们扛着、挑着家里的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他们对滕文公说：我们听说您在实行圣人的政治，那您也就是圣人了，我们愿意成为圣人的百姓。

许行对滕文公说的，陈相对滕文公说的，都是对滕文公行仁政表示赞扬。这表明滕文公在孟子的教导下，已经把什一税、井田制具体落实到了他的施政纲领当中，并对周边地区比如楚国、宋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引来农家的许行、儒家的陈相来到滕国。许行是从楚国来到滕国，陈相是从宋国来到滕国。

滕国与宋国是两个小国。从北往南看，上面是齐国、鲁国，再就到了滕国，再就到了宋国，再就到了楚国。滕国与宋国夹在齐国、楚国两个大国之间。对于《滕文公篇》来说，小国政治学是潜在的主题。滕国是个小国，宋国也是个小国。滕文公接受了孟子的教导，而宋王不听孟子的教导。陈相是从宋国来到滕国，宋国的首都不在河南商丘、而是在江苏徐州。我们可以试着提问：许行为什么不停留在宋国？他为什么要经过宋国来到滕国？这表明宋国当时的影响很小，这就埋下了伏笔——孟子的言外之意是对宋国有所批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滕文公那里，现在来了两个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许行，一个是陈相。“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到许行十分高兴。许行那番理论，深深地打动了陈相。陈相决定抛弃老师陈良的那一套“周公、仲尼之道”，他要改换门庭，向许行学习。这就出现了波折。陈相为什么要抛弃以前的信仰——陈良的思想，改为相信许行的思想呢？孟子当时还在滕国，因为孟子是滕文公的国师、精神导师。陈相来到滕国，肯定要去拜会孟子。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陈相拜会孟子，把许行的思想告诉了孟子。许行对滕文公有个评价——由此可以看出许行做人不太地道，或者说他比孟子对于滕文公有更高的要求。什么评价呢？“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许行认为：滕文公的确是个不错的国君，但他并没有懂得真正的大道。

真正的“道”是什么？许行的思想有两大纲领，下面是第一大纲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意思是说：贤者应该跟老百姓一样，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并耕而食”是自己种地自己吃，“饔飧而治”是自己做饭自己吃。凡事亲自做，你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贤者是统治者，是管理社会的。许行却要求所有统治者：你要吃饭，就必须亲自去种地；你要吃饭，就必须亲自去做饭。这样可行吗？

陈相还是按照许行的思路，继续批评滕文公：“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今天的滕国，粮仓里放着粮食，仓库里放着钱财，粮仓里的粮食多，仓库里的钱财多。这就是“厉民”，盘剥老百姓，拿他们的利益供自己享受。这样做，哪里称得上贤明呢？

以上是陈相见到孟子后，把许行的两大纲领之一披露了出来。这个纲领就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并耕而食”是所有管理者必须自己种地自己吃，“饔飧而治”是所有管理者必须自己做饭自己吃。孟子怎么批驳许行呢？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孟子问陈相：许行是不是亲自种粮食来吃呢？“曰：‘然。’”陈相说是的。这是问吃饭问题。孟子又问穿衣问题：“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许行是不是亲自织布、做衣服来穿呢？“曰：‘否；许子衣褐。’”陈相说不是，说许行穿粗麻制的衣服。这是说粗麻制的衣服不是许行自己织的，这里快要触及问题的本质了。

孟子又问：“许子冠乎？”许行戴帽子吗？“曰：‘冠。’”陈相说许行戴帽子。“曰：‘奚冠？’”他戴什么颜色的帽子呢？“曰：‘冠素。’”许行戴白色的帽子。许行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但穿的衣服不是自己织的，戴的帽子是白色的帽子。“曰：‘自织之与？’”孟子问陈相：许行戴的帽子是自己织的吗？“曰：‘否；以粟易之。’”陈相说不是，说许行戴的帽子是他拿粮食到市场上换来的。

既然帽子是拿粮食到市场上换的，问题就来了。“曰：‘许子奚为不自织？’”孟子问陈相：许行为什么不亲自织布、做帽子呢？这一下子，问题绕到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曰：‘害于耕。’”陈相回答：许行之所以自己不织布，而是到市场上用粮食换帽子，是因为他怕织布、做帽子“害于耕”，不利于一心一意种地、种粮食。

孟子是辩论高手，马上变换话题，继续问陈相。“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许行用锅碗瓢盆来做饭吗？用铁器来犁田吗？锅碗瓢盆是生活品，铁器比如犁耙是劳动工具。“曰：‘然。’”陈相说是的，许行是用锅碗瓢盆来做饭，用铁器来犁田。“自为之与？”孟子问：这些锅碗瓢盆、铁器是许行自己做的吗？“曰：‘否；以粟易之。’”陈相说不是，说它们是许行拿粮食到市场上换的。

通过上面的辩论，我们知道许行思想的一大观点是：管理者要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凡事必须亲力亲为，绝对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绝对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能过这种生活。原则上讲，管理阶层亲自做事，这是对的。但是，整个管理阶层是不是一定要亲自种粮食才能吃，亲自烧柴做饭才能吃，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大问题。许行把它当作农家思想的最高纲领，而且在这个纲领之下，认为滕文公算不上真正的贤明之君。孟子就不断地设问：许行吃的粮食是不是自己种的？是的。衣服是不是自己织的？不是。帽子是不是自己织的？不是。帽子是怎么来的？是从市场上拿粮食换来的。为什么不亲自织布来做呢？理由在哪里呢？许行的观点是：假设我亲自织布、做帽子，就不利于一心一意地种地。

许行是以人为本吗？他强调每个人，包括管理者、被管理者，都要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这个观点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让所有人都这样做，整个社会怎么运行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就越来越细，相互之间的合作、协作就越来越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强调“贤者与民并耕”是一定要落实的国家政策或者做人的品质，又怎么可能把社会治理好呢？

孟子为此陈述了他对于社会分工的理解。孟子对陈相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我拿粮食到市场上去换生活品，去换劳动工具，这并不是对陶冶工人的伤害。陶是做陶器的师傅，冶是打铁的师傅。“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陶工、铁匠拿他们的产品去跟农民换粮食吃，这难道又是盘剥农民吗？孟子这是在讲以物易物，农民要跟手工业者以物易物，手工业者也要跟农民以物易物，就是互相交换生活品，互相交换劳动工具。

然后，孟子逼问陈相：“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许行自己为什么不又做陶器、又打铁呢？这个“舍”字不太好理解。孟子要说的是：如果许行亲自做陶器、做铁器，把这些陶器、铁器全部做好了，并放在家里，什么时候需要用，什么时候就拿出来。这是“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的意思。“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你为什么这一件东西、那一件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买呢？“何许子之不惮烦？”这一件东西、那一件东西都要到市场上换来换去，许行你不嫌麻烦吗？

以上是孟子对于许行的批判，强调社会是有分工的。以物易物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体现，其实陈相也懂这个道理。“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陈相说：三百六十行每一行要做好自己的事，就不可能同时都去种地。三百六十行是劳力者阶层，不可能同时既种地、又做自己的本行。陈相这里只是针对劳动力阶层而言，劳心者阶层又如何呢？

孟子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难道天下那些管理者，独独就该——又亲自种地、又亲自治理国家吗？这是孟子对陈相的提问。接着，孟子鲜明地把自己的社会分工理论讲了出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是管理者，小人是被管理者。任何社会都有管理者，有被管理者。“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三百六十行生产的生活品、劳动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假设让每个人都亲手生产自己的生活品、自己的劳动工具，然后才能使用它——假设让每个人都这样做，那就等于让天下所有的人每天都急匆匆地走在路上。“率天下而路”，就是让天下所有人疲于奔命。

孟子这段名言的画龙点睛之笔来了：“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是脑力劳动者，劳力是体力劳动者。任何社会都有脑力劳动者，有体力劳动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劳动者是管理别人的，体力劳动者是被别人管理的。“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管理者是“治人者”，被管理者是“治于人者”。管理者是由别人提供生活资料的，被管理者是为别人提供生活资料的，这是天下的常识，天下的基本准则。

这段话很重要，它是孟子的社会分工理论最典型的体现。这一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社会分工分为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劳心者，一个面向是劳力者。劳心者是脑力劳动者，劳力者是体力劳动者。这样分的意义很大。因为人类历史一开始都是劳力者，没有劳心者。那个时候，可以说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光有劳力者是不行的，劳心者阶层必须出现，管理者阶层必须出现。孟子提出劳心与劳力、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分，就把社会分工建构在非常适合于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框架之下。而且，这种分工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要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理论依据。

后面讲6·4，我们看到当时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不劳而食、不劳而获，知识分子不劳动、却有饭吃，社会要他们有什么用呢？孟子这里通过劳心、劳力两个面向的区分，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领域取得独立而重要的地位埋下了伏笔。所以这一章特别关键，孟子为整个社会分工提供了最简洁、最让我们好理解的范本。

孟子接下来证明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是不对的，就是贤者不可能像老百姓那样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从“当尧之时”开始的一段话，我们要记住。这段话相当于一部中国思想小史。更准确地说，通过5·4、6·9两章，孟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小小的中国思想史，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孟子所理解的人类思想发展史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这样做，既是为了把早期中国的思想发展史揭示出来，又是为了反驳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观点。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那个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起来。水总是往低处流，而且在往低处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河床、河道。水太大了，所以它不按照河床、不按照河道去流，这就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洪水太大了，到处都发大水；“草木畅茂”，草木遍地丛生；“禽兽繁殖”，鸟兽大量繁殖；“五谷不登”，粮食没有任何收成；“禽兽偪人”，鸟兽对于人类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整个中原地区都留下了鸟兽神出鬼没的足迹。这几句话表明：尧那个时候，人类面临着极大的自然危险、自然危害。人类一开始，或者说人类文明的早期，最大的危险来自于自然界，而且来自于大水。这是中国儒家文化对于人类早期历史、人类文明开端史的最基本的理解。

这个时候，“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尧、舜、禹是上古时期的三大圣人。尧看到“洪水横流……”的情况，独自深深地担忧起来。他把舜选了出来，让舜管理整个社会事务。舜的职务相当于政府总理、首相。舜怎么解决“当尧之时”那一系列自然灾难、自然问题呢？

舜采取了几大做法，第一大做法是：“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舜让益掌管火，通俗地说就是消防部。益怎么把鸟兽赶走呢？益在山林、沼泽地带烧起大火，把山林、沼泽烧掉了。因为鸟兽藏身于山林、沼泽里面，山林烧光了，沼泽里的草烧光了，鸟兽也就逃之夭夭，逃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这是把鸟兽赶跑了。

把鸟兽赶跑了，但另外的大问题——洪水还在。舜采取的第二大做法，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大禹治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大禹疏通了九条河。“九河”是指黄河流域的九条河，我们看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这九条河的名字很怪，我就不念了。漯读tà，不读luò。“瀹济、漯”是把（山东的）济水、漯河疏通了，“注诸海”是济水、漯河的水流到了海里。“决汝、汉”是把汝水、汉水的泄洪口打开了，“排淮、泗”是把淮河、泗水那些瘀积堵塞的地方打通了，“注之江”是让它们的水流进了长江。这里涉及九河——九条河，还涉及济、漯、汝、汉、淮、泗六条河，共有十五条河。这十五条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意思是说：因为水已经退了，中原大地的老百姓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又能够种粮食来吃了。

这段话有一些让地理学家感到困惑的地方。孟子讲“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但汝河、汉水、淮河、泗水这四条河，其实只有汉水流进长江，其他三条河都是不流进长江的。孟子为什么认为这四条河都流进了长江呢？我们读《孟子》，有时候要细心看一看孟子当年那些地理知识跟我们今天的地理知识是不是完全一致。虽然沧海桑田，但如果孟子当年的描写跟今天的距离太大，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关于大禹治水，我们可以多讲一讲，因为它是孟子反复提到的一件事（另见6·9，8·26，12·11）。从五行的角度看，大禹治水是按照顺时钟的次序来治的。水在北方，北方主要指河北（冀州）。大禹治好了河北的水，马上转到东方。木在东方，东方主要指山东、江苏、安徽，就是古代的青州、兖州、徐州。从北方的水、东方的木再到南方的火，南方包括扬州、荆州。当时中国的范围，广东还没有进入。火部治好了，就到中间的土部，主要指今天的河南——豫州。豫州治好了，再往西方的金，主要指现在的四川、陕西（梁州、雍州）。我们一定要记住当时天下有九州，大禹是按照水→木→火→土→金的顺时针方向来治水的。

孟子说大禹治水：“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个意思好理解。这里要注意：大禹治水治了多少年呢？孟子说治了八年，《史记》说治了十三年。为什么“三过其门而不入”？我先讲个花边。有人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有婚外恋，跟一个叫瑶姫的女人有婚外恋。他为什么有婚外恋？因为瑶姫对他有恩。大禹之所以能把水治好，就是因为瑶姫给他传授了一本无上宝典，这本宝典记载了治水的秘诀。大禹是在安徽涂山结的婚，涂山女是他的妻子。但是，瑶姫对大禹治水有功劳，所以他心在瑶姫，三过其门而不入。

孟子讲“当尧之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段话，既是在为我们描绘中国思想小史，又是为了批驳许行的那个观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你看大禹治水八年，三过家门，都不进家里去看一看。“虽欲耕，得乎？”他这样忙，你还想让他自己种地自己吃，他有时间吗？他做得到吗？大禹治水，是为整个天下苍生而忙碌，是为了整个天下苍生的利益得到实现，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自己种地自己吃。孟子通过大禹治水，对许行的农家思想进行了批驳。

孟子接下来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后稷教会人们怎么种庄稼，怎么栽培农作物。粮食一旦成熟，老百姓的生活就有保障了。我们要记住“五谷熟而民人育”这句话，我们要感谢农村、感谢农民、感谢农业。没有“三农”，我们是根本无法生存的。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现在，消防部长益把野兽赶跑了，水利部长大禹把水治好了，农业部长后稷让所有农作物生长起来了。我们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我们有吃了，然后该怎么办？孟子认为：自然灾害被克服之后，人类自身的问题就该解决了。“人之有道也”——人之所以为人，“饱食”——你吃饱了，“暖衣”——你穿暖了，“逸居”——你住好了；你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但如果“无教”——没有教养，那你就跟禽兽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有”的意思是“又”。“契”这个字不读qì，不读qiè，而是读xiè。孟子说：圣人又开始担心起来了，于是让契当了教育部部长，让他把人伦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准则教育给老百姓。教育了哪些基本准则呢？下面这句话就是流传于中国思想史的“五伦”观念最经典的版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一般地说，这就是“五伦”的来历。

五伦是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妇之间、长幼之间、朋友之间，我们用哪些基本行为准则来规范呢？孟子认为：“父子有亲”，父子之间要有亲情；“君臣有义”，君臣之间要讲道义；“夫妇有别”，夫妻之间要内外有别；“长幼有叙”，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之间要有尊卑之序；“朋友有信”，朋友之间要讲诚信。

五伦在现代社会同样有意义。“父子有亲”，这个完全可以不改。“君臣有义”是说上下级关系，可以改为“上下有义”，就是不用“君臣”，改为“上下”。“夫妇有别”是讲男女平等。我们虽然讲男女平等，但作为一个口号，它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还是应当夫妇有别的。比如一个家庭，要么男主外、女主内，要么女主外、男主内，都行，但肯定是有区别的。“长幼有叙”，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见到老人，肯定要毕恭毕敬；见到小孩，肯定要慈爱有加。“朋友有信”，更为重要。现在的微信设置有朋友圈。朋友圈里点点赞，是我们对朋友表示问候。我们更期待——当疾病需要他人扶持的那个时候，朋友圈能够真正伸出手来。我们今天都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我们一定要把“朋友有信”记在心上。

下面孟子引了一句话：“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放勋是尧的名字。你让他们不平静的心情安静下来，就是“劳之来之”；你让他们身上的缺点改正过来，就是“匡之直之”；你让他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得到帮助，就是“辅之翼之”。心情不好，有缺点，有困难，现在我都帮你解决了。我为什么要帮你解决？就是要你“使自得之”，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自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都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各得其所之外，我还要让你“又从而振德之”。你既要能够各得其所，守好自己的位置，但还不能满足于此。你还要自我发展，更上一层楼，这就是“又从而振德之”。以上是放勋这句话的意思。

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穑”，一直到说“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目的是要表达：“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圣人作为管理者，他对老百姓的生活这么担心、这么操劳，他怎么还有时间来亲自种地呢？所以，这里同样是对许行思想的批驳。

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皋陶读作gāo yáo，大家要记住。尧把得不到舜这样的优秀人才当成自己最担忧的事，舜把得不到大禹、皋陶这样的优秀人才当成自己最担忧的事。“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只有农夫才会把自己的一百亩地种不好，当成最担忧的事。我有一百亩地，但我种不好，我把这件事当成我最担忧的——这就是农民最担忧的，这里讲到了忧。“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把钱财分给别人，叫作恩惠；把好的道理、善良的品质教给别人，叫作忠诚；为天下得到最优秀的人才，叫作仁。孟子这里特别强调“分人以财”不难，“教人以善”不难，只有“为天下得人”是最难的。

人才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回到前面说的：“或劳心，或劳力。”社会分工一旦固定在劳心者、劳力者这个大框架之后，劳心者不仅是指诸侯以及政府官员，而且还必须包括一个正在成长当中的阶层，就是士阶层、知识分子。孟子特别强调“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意思就是为了治理好天下，一定要找到优秀的人才。“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把整个天下给你很简单，但为天下物色到真正优秀的人才，那是难上加难。这些优秀的人才从哪里来？孟子的思路是从优秀的知识分子那里来，当然也可以来自官二代或者其他渠道。

孟子引了孔子的一句话：“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是对尧的赞美。尧是伟大的君王！只有天是最伟大的，只有尧能以天为道、循天之道。尧的功劳太大了，我们老百姓简直找不到任何词汇来描绘我们心里对于尧的感激。“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这是对舜的赞美。舜是伟大的君王！他把天下治理得让人心悦口服，但他从不家天下，从不私天下，从不拿天下的利益来给自己享受，从不拿天下的一针一线、一丝一毫给自己来享受。

孟子引的“孔子曰”来源于《论语》8·18、8·19，但把它们合并为一章。这也比较有意思。读《孟子》，我们要让一些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走进心里。比如，孟子读过《论语》吗？性善真的对吗？这类问题看起来很幼稚，其实是真正的哲学问题、真正的人生问题。把它带进心里之后，我们再慢慢检讨这类提问是否恰当、是否能够找到恰当的答案。经过不断反复，我们对于孟子是不是读过《论语》，我们的人性是不是本善的、是不是向善的，最后就会拥有自己的答案。

包括“孔子曰”在内的这段话，同样是为了说明“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是不可能的。孟子说：“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尧、舜要治理好天下，难道不花费心思吗？既然他们要把心思用于治理天下，哪里还有心思——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呢？

以上，孟子通过尧、舜、禹三个人的事迹，指出他们忧国、忧民、忧天下，要做大事，要把自然灾害治理好，要把社会危害治理好，要把国家治理好，批驳了许行要求贤者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这种极其狭隘的观点。之后，孟子把上面的批评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夷夏之辨。夷夏之辨就是先进文化、落后文化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们对于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我只听说过用先进文化来改变落后文化，从来没有听说过用落后文化来改变先进文化。这是孟子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孟子》起名字很有意思，好人、好事就用“良”这个字。比如陈良（5·4）、王良（6·1）、良能（13·15）、良知（13·15）、良心（11·8）、良人（8·33），良就是好的。理解《孟子》中的人物是好是坏，你看看命名，反正叫作“良”的都是好人。《孟子》的命名是有一定讲究的。它是不是成系统呢？我们大家可以体会。

孟子对于陈良有一个评价：“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陈良是陈相、陈辛的老师。他是楚国人，楚国在南方。陈良特别喜欢周公、孔子的思想，从南方来到北方学习。“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北方的读书人没有几个赶得上陈良，陈良就是我们所说的豪杰之士。“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陈相、陈辛你们两兄弟跟随陈良学习了几十年，但老师一死，你们却背叛了他。这是讲陈相、陈辛欺师灭祖，是叛徒。

然后，孟子把陈相、陈辛跟孔门弟子做对比。这里也是讲三年之丧，特别突出了子贡是一个好人、一个不错的人。“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孔子死了，学生为他守丧三年。三年结束了，“门人治任将归”，学生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他们来到子贡的房里，跟他告别。所有的学生“相向而哭”，面对面地流眼泪。眼泪流多了，“皆失声”，都哭了起来。眼泪流过了，哭过了，三年守丧结束了，孔子的学生都回自己的家了。“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子贡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走，而是回到孔子的墓地，在那里盖了一间房子，一个人又住了三年。三年后，他才回家。我们算一算，孔子死后，学生给他守丧三年；其他的学生都走了，子贡又守了三年。也就是说，子贡为孔子守丧守了六年。《论语》对于子贡稍微有些批评，但在孟子这里，子贡为孔子守丧六年，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又讲了孔门弟子的另一件事。我们昨天讲，有两个长得像孔子的人：一个是阳货，也就是阳虎；另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叫作有若。“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子夏、子张、子游都是孔子的学生。为孔子守丧后，过了一段时间，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长得像孔子，想让有若成为新的教主，其他人都像以前崇拜孔子那样来崇拜有若。他们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曾子，强迫曾子接受，但曾子不干。

“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说：你们立有若为教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有若根本比不上孔子！孔子的伟大、纯洁，可以这样来比喻：就像长江、汉水不断洗过，就像秋天的太阳不断晒过，长江、汉水不断地洗，秋天的太阳不断地晒，孔子的洁白无暇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的。有若的品格绝对不能跟孔子相提并论，所以我不同意立有若为新的教主。

孟子把孔门弟子这件事说出来，是为了与陈相、陈辛两兄弟背叛陈良做对照。“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因为许行是楚国人，孟子对陈相、陈辛说：许行这个南方蛮子说话阴阳怪气，专门批判我们的先圣之道，而你们却背叛自己的老师陈良，向这个人学习。你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跟曾子对照一下，差别有多大呢？！这个对比表明孔门弟子有良好的尊师传统，而陈良的弟子陈相、陈辛做得极其不对。

《孟子》有一些话，比如“南蛮鴃舌之人”，加上“齐东野人之语”（9·4），其实就是一幅对子。如果我们读《孟子》，要读得有趣一点，可以把“南蛮鴃舌”“齐东野人”当作一幅对子来看。再讲一幅对子。先秦典籍中有三个孟子：邹国的亚圣孟子，是个男的；《论语》中的吴孟子，是个女的；《诗经》中的寺人孟子，是个太监。这就成了一幅对子的上联：“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同样，有周宣王，有齐宣王，还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211—265）的父亲司马宣王（司马懿，179—251）。周宣王是君，齐宣王是臣，而司马宣王是不君不臣。这就成了一幅对子的下联：“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我估计古人读《孟子》，对对子是让人投入进去的一种好方式，这样能把《孟子》记得更真切。

对比之后，孟子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也是《诗经》中的话。我只听说过鸟儿从幽暗的山谷飞出来，飞上高大的乔木，从来没有听说过鸟儿要从高大的乔木飞下来，掉进那幽暗的山谷。意思就是弃暗投明，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孟子这里讲的是文化也要往高处走，先进文化一定会对落后文化产生影响，并且帮助落后文化慢慢朝着先进文化过渡，上升为先进文化。孟子又引了《诗经》的一句诗：“《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戎、狄、荆、舒是四个小国家，同时是野蛮的国家。对于戎、狄、荆、舒这样的野蛮国家，我们一定要打击它们、征服它们。“周公方且膺之”，是说周公对于这些野蛮国家，要通过打击它们、批判它们，把它们从落后文化提升为先进文化。“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可是陈相、陈辛你们还在向许行学习，这就叫作不知时务，不能与时俱进。

许行是农家。按照《孟子》的介绍，许行的思想有两大纲领：第一大纲领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认为：所有的统治者一旦要治理好天下、治理好国家，就不可能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许行的做法属于落后文化的体现，我们要以先进文化来改变并提升落后文化，而且落后文化是能够变成先进文化的。这是孟子对许行第一个观点的批判。下面讲许行思想的第二大纲领“市贾不贰，国中无伪”。

陈相说：“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这个“贾”是“价格”的“价”。陈相说：假设我们按照许行的思想来做，无论质量好坏，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么，整个市场就不会出现作假的现象。这句话看起来有点不太好理解。“国中无伪”，大家都不作假，这个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市贾不贰”怎么理解？

陈相解释说：“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假设做到了“市贾不贰”，即使你让五尺高的小孩子到市场上买东西，也没有哪个人欺骗他。“市贾不贰”到底有哪些情形呢？我们看一看陈相的描述：“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就是布匹的长短一样，它们的价格就一样；“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就是麻线丝絮的轻重一样，它们的价格就一样；“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就是粮食的多少一样，它们的价格就一样；“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就是鞋子的大小一样，它们的价格就一样。

你看这些产品——布帛、麻缕丝絮、五谷、鞋子，陈相只强调它们的特点是长短一样、轻重一样、多寡一样、大小一样。这些都是一般的属性、比较粗的属性，是没有涉及质量这个概念的属性。鞋子的大小一样，它们的价格就一样——意思是说：一双很大的鞋子与一双很小的鞋子，它们都是鞋子，只要大小一样，它们的价格就一样。但是，鞋子有用好的质料做的，有用不好的质料做的，它们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样呢？还有，衣服有的用很好的布料，有的用很不好的布料，即使它们的长短一样，但价格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孟子反驳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事万物是有差别的，这是自然规律。万事万物有差别，而且差别有大有小：“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有的差一倍、五倍，有的差十倍、百倍，有的差千倍、万倍。“物之不齐”，就是一倍、五倍之差，十倍、百倍之差，千倍、万倍之差。“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你把有差别的东西全部等量齐观，全部认为它们都是一个样，你这其实是在扰乱天下。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这里的“巨”和“小”，比较好的理解是指质量好、质量不好。质量好的鞋子，质量不好的鞋子，假设是同样一个价格，那些做鞋子的哪个还会去做质量好的呢？鞋子的质量好、质量不好，只要它们的大小一样，都是一个价，这是许行的观点。在孟子看来，鞋子既有大小之分，同样有质量之分。假如质量好的与质量不好的，只要它们的大小一样，就同一个价格，那么，落实到手工业生产者，落实到做鞋子的，还有谁会去做质量好的鞋子呢？他们都会做一些质量不好的鞋子交给市场。因为质量不好的鞋子，从理论上说，它使用的原料更简单；因为使用的原料更简单，它的质量肯定不会好。所有人都做质量差的鞋子卖给市场，这样一来，整个市场的秩序就会变坏。因此，孟子说：“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假设按照许行的方法来做，那就等于带领天下人一起做假冒伪劣的产品，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以上是许行思想的第二大纲领，认为产品无论质量好坏，只要它们的长短一样、轻重一样、多寡一样、大小一样，都是一个价。许行这个观点肯定是不成立的。孟子的理论基础是“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事万物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孟子说的这句话，习近平就引用过。

习近平2015年3月28日出席海南博鳌论坛，发表的演讲叫作《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他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于孟子这句话，习近平是从文明发展要求同存异的高度来谈的。他说：“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习近平治国理政，对于传统文化有很多借鉴，对于孟子思想有很多借鉴。通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简简单单的话，习近平希望我们更多地看到特色之分，要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对话当中，让每个民族的特色表现出来、发挥出来。

对于5·4这一章，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有一个评价。他说：许行的两个基本观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与“市贾不贰，国中无伪”，听起来高于孟子十倍，但做起来，要比孟子差十倍还不止。有些十分动听的理论主张很能迷惑人，大家都觉得很好，但真正做起来，那些理论主张是行不通的。许行思想的两大纲领很能打动一般老百姓，但一旦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孟子用自己的思想、辩论的技巧驳斥了这些观点。

许行这些思想好听，但实行不了。他错就错在这里。比较而言，孔孟之道的特点在于：它为我们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未必是最好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方案。切实可行在哪里？它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必然存在一些规律、必然存在一些困境，并希望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把这些困境解决掉，把这些规律真正落实在实践当中。孔孟之道是不偏不倚的，它是中行之道，做起来是不难的。孔孟之道只是中行，不做过高难行之事，不做那些过于高调、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我们读《孟子》，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就不会深刻，做人做事就做不好，就会“作于其事，害于其政”（6·9）。

以上我们对于5·4做了一个解读，再次证明了5·1孟子引《尚书》的一句话：“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我们生病了，要吃药。假设药不能让全身来一次震撼，病就治不了。所以良药是苦口的，也只有良药才能药到病除。孟子通过与陈相的对话，认为我们要建设良好的社会，就得拿出很多努力，需要下定决心、不畏困难，才能做好。

5·4是《孟子》这本书第一次讲孟子跟当时思想界的交锋。与孟子交锋的流派是农家，许行是农家的代表，许行的思想影响到陈良的弟子陈相与陈辛。陈相接受了许行的观点，并且跟孟子进行了一番对话。孟子在整个辩论当中把陈相驳倒了，但陈相是不是接受了孟子的观点，5·4并没有确切的交代。这是不是说孟子没有真正让陈相接受他的观点呢？5·5同样是孟子与其他思想流派进行辩论、进行斗争的案例，这个案例最后证明孟子战胜了其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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