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古代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经济文化的繁盛远超汉唐、堪比明清。随着庶民阶层的崛起、贵族政治的下台，宋代社会经济以崭新的面貌高速发展，饮食文化在庶民政治的推动下走向历史发展的繁荣时期。官方宴饮制度在宋朝的统治者的倡导和饮食文化的推动下，以唐代原有饮食文化为基础，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具有赵宋王朝时代特征的宴饮体系。官方宴饮制度的日臻完善，反映的是宋代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和礼乐文化的关注，是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承袭与发展，更是对饮食文化的高度亲睐和极力推崇，折射出宋朝社会普遍的宴饮风格和宴饮习俗，透露着宋人的精神风貌、审美观念和社会心态。
一、宋代时期官方宴饮制度的发展
（1）官方宴饮制度的形成
赵匡胤代周建宋后，政权林立的分裂混战格局依然严峻，直至宋太宗攻克太原，依仗契丹苟延残喘的北汉最终覆灭，中原地区在历经五代十国近百年的分裂时期后重新实现大一统。赵宋王朝开始全副精力投入国家制度的建设与运行之中，官方宴饮制度即是在此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宋太宗像
在宋代丰富多彩的官方宴饮活动中，隶属国家大宴的春秋、圣节和饮福三大宴即产生于北宋初期。春秋大宴在宋太祖、宋太宗二朝尚未发展健全，自为体系，但宋太祖朝的秋宴和宋太宗朝的春宴，为宋真宗朝的春秋大宴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圣节大宴是继承唐代圣节赐宴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宴饮制度，有着浓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群众认可度，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即确立：二月，“以长春节大宴广德殿。诞圣节大宴，自兹始也。”；饮福大宴是宋王朝宴饮制度的突出贡献，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宋太祖朝产生并发展，乾德元年十二月，“以南郊礼毕，大宴于广德殿。自后凡大礼毕，皆设宴如此例，曰饮福宴。盖自此始也。”国朝大宴以先后不同的时间相继于北宋前期形成。无独有偶，宴饮制度中的其他宴饮类别如曲宴、赐酺、节日赐宴以及闻喜宴等，也陆续在此段时期内渐具雏形。
（2）官方宴饮制度的繁荣
宋徽宗在位时期是宋代官方宴饮制度的迅速发展阶段，这与当时趋于败坏、奢侈腐化之风渐长的历史背景相悖而驰。元符三年，“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宋徽宗即位，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奸佞“六贼”，朝政腐败、民不聊生，但恰是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内部对宴饮赏乐、奢侈华丽之风的极力推崇，加之此时期统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发达、国家贮备也相对饱满，反倒为官方宴饮制度的迅速繁荣提供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发展条件。
宋徽宗《文会图》中的文人宴饮
官方宴饮制度在宋徽宗一朝得到相对充分和完善的发展，不仅在宴饮名目上被官方典籍记录在册，在宴饮礼制上更是将前朝不断积累发展的优秀成果载入国家礼仪大典中，从此确立了官方宴饮制度的规范性和政治性。议论局官、知枢密院事郑居中奉敕编撰《政和五礼新仪》，从“冠”、“吉”、“军”、“宾”、“嘉”、“凶”等多个方面制定宋朝士庶礼仪。对官方宴饮制度产生剧烈影响的即是《嘉礼》中对宋代以来官方宴饮名目作了系统汇编，并对春秋大宴、饮福大宴、曲宴、闻喜宴、节日宴等诸宴礼制作出详细规定，以完善宴饮制度的礼乐内容。从分散的宴饮诏令到规范的国家礼典，宋代官方宴饮制度实现了从实践升华至理论的历史转变，这也是宴饮制度不断发展积累进而趋于完善的必然结果。
（3）官方宴饮制度的恢复重建
官方宴饮制度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遭遇其发展历史上的滑铁卢。宋徽宗腐朽统治的逐渐加深，加之周边民族的虎视眈眈，国衰势微的北宋王朝早已无力抵抗他族入侵。当女真铁骑踏破富庶繁华的汴京城时，汉民族传承不息的礼乐制度再次遭遇浩劫、被迫中断。历经靖康之变的残酷与无情，南宋初期政权飘零无依、君臣搁枕难眠，礼乐制度只能让位于军政而荒置不举。官方宴饮制度在如此动荡混乱的政治局势下遭遇搁浅。
宋代官方宴饮图
宋高宗执政后期，国家政局渐趋平稳，开始井然有序地恢复传统礼乐制度，宴饮制度也得以恢复：“……十六年，始备八宝、铸景钟，建御书院、太庙祏室，又赐讲毕御筵……二十七年，始复太庙功臣七祭，及诸大祀。盖自息兵后，将二十年，而礼乐始备焉。”随着礼乐制度的渐次筹备，官方宴饮重建工作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宋孝宗时期，南宋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官方宴饮制度模型也随之恢复，基本延续北宋旧制，大都遵循宋徽宗时期确立的仪制而施行。宋光宗和宋宁宗时期继续恢复发展，即使是危机四伏的宋度宗时期，圣节大宴仪制“俱遵国初之礼在，累朝不敢易之”，仍贯彻执行官方宴饮制度。
（4）官方宴饮制度的日趋衰落
宋朝先后与辽、西夏、金、元对峙而立，外交处于变幻莫测状态。宋朝因武臣建国的背景施行“重文抑武”政策，导致军备松弛、战斗力低下，不足以抗衡强大的契丹、女真、蒙元等外族的攻击，外交困境终其一朝始终没有彻底解除。本就脆弱不堪一击的南宋政权，后期政局更是腐化不堪，外有崛地而起、实力雄厚的蒙元部落，内有帝弱无能、权臣擅权揽政的腐败统治，衰亡之际的南宋政权，无法为礼乐制度的运行提供有利的客观环境，作为礼乐文化重要构成部分的官方宴饮制度，在政权倾覆、颓势难挽的没落王朝已无立足之地。
咸淳十年，随着最后奉行宴饮制度的君主——宋度宗的去世，官方宴饮制度随之衰败。继续抗元而行的南宋时刻面临着覆灭的危险，祥兴二年，宋军战败，意味着属于赵宋政权的一切已灰飞烟灭，依附于统治阶层、铭刻于礼乐文化的宋代官方宴饮制度也随之消散，以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最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南宋 《小雅南有嘉鱼篇书画卷》中的宴饮
二、宋代时期官方宴饮制度的内容
（1）官方宴饮活动名目
宴饮名目是宋代官方宴饮制度的核心部分，决定着官方宴饮制度的外在形式和发展方向。宋代官方宴饮名目较之前代更为繁多，就宴饮性质而言，可分为国家大宴、君臣共宴和君民共宴三个类别。国家大宴有君臣宴饮以沟通的春秋大宴、恭贺皇帝诞圣日的圣节大宴和接受神灵福祉的饮福大宴，是国家典制规定的每年定时定点举行的常有外国使节参加的大型官方宴饮活动，处于宴饮制度的重要位置。
君臣共宴的宴饮名目，根据皇帝亲临与否分为两类：一是君臣同预的宴饮活动，如曲宴、节日赐宴；二是以臣僚为主的宴饮活动，如闻喜宴。此类宴饮活动的举办与皇帝个人喜好有着莫大的关系，宴饮气氛相对轻松、活跃，君臣交流较为融洽、和睦，处于宴饮制度一般宴饮行列。君民共宴的宴饮活动，对统治阶层而言实现较为困难，唯一的实现途径即是赐酺，皇帝、朝臣和父老代表共列一宴，以简单的方式表达与民共生息的统治理念，但赐酺制度的实行受空间和时间的束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南宋 《小雅南有嘉鱼篇书画卷》中的宴饮
（2）官方宴饮赐罢制度
宋代官方宴饮活动的举行，非无故肆意而为，每项宴饮活动的置办都有着与时代背景相符的社会原因和政治目的。如何在合适的时间举行合适的宴饮活动，以产生预期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是宋代统治阶层构建宴饮制度时首要考虑的问题。宴饮赐罢制度随之产生。官方赐宴缘由，以宴饮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圣节大宴是为庆贺帝后诞圣日而朝野内外共为庆贺的宴饮活动，饮福大宴是祭祀礼毕皇帝欲与臣僚共享上天福泽的宴饮活动，曲宴是国朝无事时君臣或赏花、或垂钓、或观书、或观稼、或赏雪等而举行的高级休闲小宴，闻喜宴是为祝贺科举及第者而特意为之举办的社交宴，等等。官方罢宴缘由，常因国有变故而下诏不举，在自然灾害、天象异常、战争、丧葬、祭祀事宜等情况下，统治者会酌情罢宴以遵从天时、顺应民意。赐罢宴制度是官方宴饮制度正常运行的前提，制约着其他宴饮制度的正常发展。
（3）官方宴饮礼仪制度
官方宴饮活动的举办具有公开性、公众性的特点，以360度无死角的公开方式展现着朝廷官吏的素质与品行，在有外使参与的宴饮活动中，预宴官吏的言行举止更是代表着国家形象和尊严，严格宴饮程序和宴饮礼仪能够有效保障宴饮秩序的有条不紊，将宴饮不雅而有损国体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官方宴饮礼仪约束制度由此产生。宴饮礼仪在官方宴饮活动进行时，主要包括宴前陈设礼仪和宴饮礼仪，陈设礼仪包括宴殿的选择、座次排位、饮具摆设等基本准备，宴饮礼仪包括进殿礼仪、用餐礼仪和退殿礼仪。
宋壁画宴饮
在不同宴饮活动中，预宴人员和座次排列也不相同，宴饮行酒盏次根据宴会的规模而酌情选择。宋代宴饮礼仪制度趋于详备。南宋礼部尚书赵雄等曾言：“自非礼仪详备，无以副中外欢悦之心。”礼仪的完备，不仅是宋廷的内部需要，更是中外、上下的集体需求。完善的礼仪制度，能够更为规范地约束预宴人员的行为与举止，对于提高官吏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有着一定推动作用。
（4）官方宴饮监察制度
完善的礼乐文化是保证社会有序进行的伦理道德约束，当其上升为国家礼制时便具有法律效力，为保证宋代官方宴饮活动中宴饮礼仪的贯彻实行，统治阶层创立了宴饮失仪弹劾制度。针对国朝官员“驱驰就席，品列之序，纠纷无别。及至尊举爵，群臣起立，先后不整，俯仰失节”等不雅行径，进行制度监督，凡是“有踰越班次、拜起失节、喧哗过度者，并令纠举”。以具体的宴饮失仪行为进行规范、制约，令御史台、閤门、宣徽院等负责监察检举。
宋徽宗赵佶
综合而言，宴饮失仪弹劾的内容包括无故或托辞请假、言笑喧哗、座次逾越、醉酒失态、礼容有失、赐花不簪、先行离宴以及擅行私礼等失仪行为。为保证閤门、宣徽使等检举官员发挥应有的监察弹劾作用，建立了官员互察制约制度，“仍令閤门、宣徽使互相察举，敢蔽匿者纠之。”“诏赴宴臣僚失礼，閤门、御史台失于弹劾者，委宣徽院纠察以闻。”从而有效杜绝官员以私情包庇失仪同僚的违法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宋史》、《宋史新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全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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