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常常用“肉食者”来指代权贵，比如《曹刿论战》中，就有“肉食者谋之”、“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类的字样，再比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也曾说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用“肉食者”来指代权贵呢？要解开这个疑问，就得知道在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吃上一顿肉又有多难。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属于农耕民族，几千年来咱们整个民族最主要的产出就是各种粮食，那个时代又没有养殖场，没有各种饲料和添加剂，所以肉食的来源非常有限，量也不是很充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笔者的少年时代，即八十年代，如有疑问，可以问问身边的年纪大些的人，有没有吃过一种叫作“人造肉”的豆制品。
肉食从何而来？
小规模的来源当然是自家养的猪、牛、羊、马、鸡、鸭、鹅之类的家畜家禽，但是别忘了，这些都是用粮食喂大的，说穿了就是用粮食堆起来的，是很珍贵的。笔者小时候就曾听过一句用来形容养猪鸡之类的家畜家禽的话，叫“零钱凑整钱”。什么意思？就是说养这些东西每天都会消耗些粮食，等它们长大了，是要卖钱的，要么宰了卖，要么活的卖，从而凑成一笔“整钱”。也就是说，在国人的眼中，每天喂食出去的零散粮食是零钱，换言之，粮食就是钱！
作为一个农耕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太悠久了，经历的苦难也太多，逢战乱饥荒首饰、房产换粮求活命、易子而食的惨痛记忆史不绝书，任谁都难以抹去，所以咱们对粮食几乎达到了视如生命的程度，也就更加珍视肉食，通常都会把肉食用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比如祭祀祖先、婚丧嫁娶、招待客人，总之是要有个堂而皇之、高大上的理由才可以。在国人的眼中，无缘无故自已吃肉，是非常浪费的，也是非常可耻的，会被骂上一句“香嘴臭屁股”，是非常没出息的表现。
再说了，可以提供大量肉食的大型牲畜，比如牛和马，在古代是不能随便吃的，它们是生产力，更是战略物资。
先说牛。牛可以拉车，可以耕田，从而大幅减轻人们的劳作强度，牛皮、牛筋更属于战略物资，牛皮可以制作铠甲，牛筋可以制成弓弦，所以在很多朝代，牛都是有户口的，官府要登记造册，严格监管，就算牛老了要宰杀，也需要官府的批准。民间私自宰杀牛是犯法的，明显属于“作死”行为。所以《木兰辞》中有这样一句“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有不少小朋友甚至成年人，时常会背成“向牛羊”，这是不对的，是不了解历史造成的。
马就更了不得了，良马训练后可以成为军士的坐骑。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重甲骑兵就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坦克，其强悍的战力，鲜有其他兵种可以媲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个政权所拥有的骑兵的数量，所养战马的数量，就是衡量这个政权实力的硬指标。比如史载汉初匈奴极盛之时，“控弦之士三十万”，也就是拥有三十万的骑兵，这是多么强悍的战力。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在全国征集了十五万匹战马，清代康熙、乾隆两朝两伐准噶尔，先后分别调集了数十万匹战马就是明证。中国古代的王朝为了争夺战马的产地不知发动过多少次战争，不胜枚举，对马的管理当然也更为严格，普通人家想养一匹马都养不起，更甭提杀了吃肉了。
在笔者小时候，也就是那个买粮买布买豆腐都要用票的计划经济时代，记得生产队养的牛马都是有执照的，后来分成合作小组，分产到户之后，也有一段时间要办这种执照，政府对牛马的管理之严格由见可见一斑。
直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物质慢慢丰富起来，人们的收入渐渐高了，在很多方面的监管才慢慢放开，才取消了这种执照。
咱们今天能啥时想吃肉就能吃到，确实要感谢邓爷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绝不会有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
跑偏了，拉回来继续聊。
在农耕社会，大规模的肉食来源无非有二，一是放牧，二是渔猎。抱歉的是，咱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擅长的是耕作，咱们可以在沙漠里种出树，在海岛上种出西瓜，但是放牛放羊，打渔打猎，对不起，我们不擅长，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不能耕种的地土没有兴趣的重要原因。
当然，肉食珍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商品流通不甚发达，海边、河流湖泊大量出产的河产、海产很难远距离地运到内陆，而内陆出产的家畜肉类，同样很难运到其他地方，至少保鲜就是个大问题。
这么说，就可以理解“鱼羊为鲜”的道理了吧。
了解了中国古代肉食的珍贵，中国古人对肉视的珍视，你就会明白，只有那些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特权阶层，才有能力随时让自己吃上肉，所以他们才叫肉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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