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皇帝接受儒家的伦理观念，标榜自己敬畏上天，爱民如子，表面上多了一些条条框框，实际上自己的权力反而增强了。皇帝敬畏上天，这意味着皇帝是代表上天在进行统治。皇帝爱民如子，这意味着皇帝变成了百姓的父母，百姓对皇帝就必须像对父母那样尊敬。儒家讲的忠孝，到皇帝这里就合二为一了。所以，皇帝当然愿意接受儒家伦理了。

汉代的皇权有了理论基础后，皇帝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承担绝对的责任，但戴上了一层包含了伦理道德的面纱，这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然而，皇权制度光有理论基础是不足以让老百姓将皇帝视为父母的，当然还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将皇权思想渗透到文化。

打造为皇权而服务的制度

汉武帝时期，首创了皇帝的年号制度。汉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建元”，意思是从这一年开始建立年号制度。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从此以后，新皇帝上台就要更改国号，称为“改元”。很多皇帝还在任期内，也会经常更改国号，这背后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遇到“天降祥瑞”，还有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这时候，一般都要更改年号。

年号制度意味着用皇权来塑造时间观念，用看得见的权力之手操纵着看不见的时间流逝，使时间可以直接显现，成为从属于皇帝个人的创造物。每一次改元都寄托着皇帝个人的意志与想象，都象征着权力对岁月河流的一次重新改道。皇权对于时间观念的塑造，又使皇权看上去是如此的正当、合理，从而能够深入人心。当人民用类似“乾隆十五年”这样的字眼来记录时间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认同了乾隆皇帝，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为了树立权威，皇帝建立了宗庙制度。中国自古有祖先崇拜的文化，所以，民间历来重孝道。汉朝的皇帝既然将自己打扮成天下人的父母，那皇帝当然要以身作则，显示自己的孝道。

所谓宗庙，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场所。中国自商朝时就有了建造宗庙的传统，到了周朝，对于宗庙的规格开始有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建造七座宗庙，供奉七代祖先；诸侯以下建造宗庙的数量逐级递减。立宗庙的传统在秦始皇那里一度中断，后来秦二世又恢复了这个传统，重修了七代祖先的宗庙，并把父亲秦始皇的宗庙称为“极庙”，意思是规格最高的宗庙。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位皇帝，后世所有皇帝都要奉他为始祖。到了汉朝的时候，皇帝开始大规模增加宗庙的数量。汉景帝曾经要求全国各郡都要为汉高祖和汉文帝立庙。同时，汉朝皇帝在生前还会为自己立庙。

图 | 宗庙祭祀

至于庙号，隋朝之前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只有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皇，才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

皇权顺应天意的最重要体现，就是祭祀。在古代，祭祀是件大事。皇帝参加祭祀也有很多讲究：比如，皇帝在祭祀上诵读的祭文，祭文抬头的皇帝自称与祭祀是要对应好的，祭祀天地系统的诸神时自称“天子”，祭祀祖先及其他的人格神等时自称“皇帝”。

古代的帝王，既是皇帝，也是天子，但这两个称谓确是代表其人格和神格的两个身份。皇帝以“天子”的身份每年定期祭祀天地与诸神，是为了获取天对人的感应，以示自己被神授与的权威正当性。受天命的皇帝如若想以其一生的功绩告天，最高形式的祭祀就是封禅。在泰山等大有来历的山岳上建造祭坛、进行祭祀。

图 | 泰山仿古的封禅仪式

如上所述，古代的皇帝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再加上各种文化符号的渗入，以及天下儒生的宣传，经过千年的时间，将皇权思想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

结语

自秦汉起，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在中国古代王朝运转了两千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通过郡县制的官僚体系，可以直接控制每一个子民。这样的制度下，皇权与社会的中间层具有天然的矛盾。因此，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斗争，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旋律。

另一方面，在皇帝出现之前，王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王令不合理，诸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驳回王令，压力传导至最末端的百姓会逐渐衰弱。然而，皇权制度下的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从皇帝逐级向下进行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反而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压力放大，这样，经过层层放大的压力传导到末端的百姓身上会呈几何级扩张。封建官僚一方面让皇帝行使权力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也彻底断绝了社会上下层的沟通渠道。

最后，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至高无上的皇权，让中国一直处于“王高于法”的制度环境之中，中央集权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主旋律，彻底终结了英国《大宪章》那样规定“王在法下”的制度出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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