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名词。古代的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是定居耕种土地的民族。而在中原大地北方，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生活着各支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他们的战士来时一阵风，历来都是中原王朝的边患。
于是，历代中原王朝，沿着农牧业分界线的群山之中，修筑起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防线，这就是边塞。边塞中最著名者，莫过于长城。
从农耕区域出发，向北方蒙古大草原的方向出发，在古代，这就叫“出塞”。时值金秋，正应了范仲淹那句名句“塞下秋来风景异”。
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写这首词的时候，范仲淹正在陕北，抵御刚刚崛起的西夏。狭义的边塞，本来只是指的这个方向。唐朝以前，来自北方的边患，主要来自于西北方向，匈奴、鲜卑、突厥，在晋北、陕北、陇西一线，数百年来前后相继，威胁着中原王朝统治的腹地。那时候中华文明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地区，在河洛地区，以长安和洛阳为核心。文明的繁华招引着游牧民族的铁蹄，长安和洛阳也一次次兴盛，一次次倾颓，终于在唐末五代的连年战火中，彻底丧失了建都的可能。
此时，契丹崛起于北方，它的威胁方向，却是开始转向东北。
北京北面的燕山山脉这一线，历来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第一线。早在秦汉时期，这附近的渔阳、上谷、右北平等郡，就是抵御匈奴的前哨，只不过那时西北方向的压力更大罢了。而到了残唐五代，契丹崛起，东北和正北方向的压力陡然大了起来。
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内地正是四分五裂的时代，若干小政权彼此争斗不休。“兄弟阋于墙，则外侮必至”，大好时机，契丹怎会浪费？通过那个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契丹获得了燕云十六州，这是塞外民族数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进军中原的前进基地。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则恰恰相反：燕山防线丢失，游牧民族的铁蹄挺进中原再也没有像样的屏障，华北大平原平平坦坦，正适合跑马。
再加上，这时候的契丹，早已不再是数百年前的匈奴、鲜卑、突厥，而是更加有统治能力的民族。他们建立的辽朝，在草原地区实行适合草原的政策，在燕云十六州汉地，则实行适合农耕地区的政策，在那个年代，甚至搞起了“一国两制”。再以后的金、西夏，都是已经是高度吸收了中华文明成果的民族，比数百年前的北方民族更加不好对付。
就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以说，从唐朝“安史之乱”时开始，中原王朝是在从北方来的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之下，在数百年之内国土一点点被蚕食，终于在南宋末，被蒙古人彻底占领了全部国土。
也正是在元朝，长城变得不再必要——既然长城内外都是大汗的领土，那么还有什么防御的必要呢？
可是在明朝，这很有必要。明朝是修长城修得最勤的朝代，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明朝沿着这一线建立了九大重镇，号称“九边”，皇帝更是亲自搬到北京来住，号称“天子守国门”。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挡塞外的铁蹄，在内忧外患之下，明朝亡了。
清朝又不一样，它自己就来自于塞外，而满蒙既然一家，那么长城又变得没有必要了。从古到今的“边塞”的概念，到这时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塞外”、“边塞”这样的名词，也就只剩下了历史和地理上传统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