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众多青铜器中，最重要的要数青铜鼎了。
在青铜器时期，金属冶炼技术并不像今天这样成熟，要练造一口鼎绝非易事。“物以稀为贵”，经过多道工序艰难练就的青铜鼎自然被委以重任，它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因为其“三足中空”的缘故，也被用来作烹饪的器具，很多与“烹饪鼎”有关成语就是最好的证明，例如钟鸣鼎食、人声鼎沸、笙歌鼎沸等。
据文物学家考究，青铜鼎是从远古时期的陶三足锅、三足釜演变而来。然而，最初只是用于烹煮食物的鼎，后来才逐渐用来做宗庙祭祀。在极其重视“仁义礼智信”的古代，祭祀祖宗是头等大事，尤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天子更是把祭祀作为国家大事。
目前，在众多已出土的青铜鼎中，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已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被称为"镇国之宝"，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也称司母戊鼎），全名为后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产物。因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厘米，壁厚6厘米，通高133厘米，重达832公斤。
“司母戊”呈立耳、方腹状，并且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tāo tiè，神话中一种贪残的猛兽）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青铜鼎，其命名过程也同样充满传奇。
“司母戊鼎”的命名和文学家郭沫若有直接关系，当年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无独有偶，和郭先生同一时期的著名学者罗振玉也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司母戊鼎”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有不少专家学者并不认同这一命名，所以关于“司母戊”名字的争议也一直不断。
文革前夕，考古专家决定重新探讨铭文“司母戊”中的“司”字，一些学者认为此“司”字应为“后”字。认为是“后”的专家学者，是根据商代甲骨文及有关辞例得到佐证。
经过学术界的探讨后，更多人赞同其为“后”字。2011年3月28日，新国博正式向参观者推出标牌名“后母戊鼎”。
时间回到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和家人在野地里探宝时，首先发现了后母戊鼎。此时正是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为了防止日本人发现，吴培文立即召集了40多个村民，在晚上动工挖掘，他们连挖了三个晚上，才把这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从13米的地底下挖上来。
2005年9月19日再次见到司母戊鼎的吴培文
不久之后，日本人还是听到了村民挖到宝物的风声，听到风声后的日本人多次来到村庄，企图抢走宝鼎。为了保护鼎的安全，吴培文他们多次与日本人斗智斗勇。无奈之下，最后村民们将宝鼎秘密托付给乡亲父老，他们一行逃离村庄暂时避难。吴培文等乡亲为保护后母戊鼎，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免遭日寇掠夺。
吴培文和村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并且取得成功，他们才是宝鼎的真正守护者，才真正为人们所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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