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既是当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明代官员的假期包括：例假、赐假、事假和病假。
官员的例假即法定的休息日，包括法定的假日和节日。法定的假日也称为休沐。《明史·选举志》载，庶吉士五日一休沐，假如他们要在休息日出行的话，还有太监和卫士随从服侍。就明代的休假制度而言，庶吉士似乎是一个特权阶层，除此之外，尚没有史料能表明其他的阶层也有五天一休沐的待遇。国子监的学生每月初一和十五休假，如《明史·选举志》中所说，“惟朔望给假”。皇太子和诸王们同样是朔望给假，其余的时间都要坚持读书写字。明以前，有些朝代实行旬假制度，官员们十天休假一次。旬假制度对明代也有影响，《明会要》卷44记载，明宣宗曾仿照古制，在每年岁首的时候，许百官旬休。法定的节日也是国家规定的休息日。据万历《明会典》卷80“节假”条载，明代有元旦、冬至和元宵三大法定节日。元旦从初一开始，文武百官放假五天，冬至节从当日开始，放假三天。永乐七年（1409）春，成祖朱棣定元宵节从正月十一日开始，为期十天。元宵节放假的规定从此开始，并成为定制。法定的节日和假日里，官员们一般都要休息，特殊情形下，他们仍要办公。比如明成祖朱棣定元宵节假十天，同时又规定遇外官进京考察的年份，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相关人员都不能休假。弘治三年（1490），全国处处灾荒，明孝宗命文武百官修身反省，取消第二年元宵灯节，像这样因为异常或灾荒而取消元宵灯节的情况在明代多有发生。
皇帝赐假没有定制，完全是一种优恤和恩宠。洪武年间，朱元璋体谅镇守皇城城门的卫士日夜劳苦，准许那些父母俱病、家无余丁的卫士们回家侍养，等父母病愈后仍进京镇守城门。《皇明诏令》卷9记载，宣德年间，“寰宇肃清，时和岁丰”，宣宗曾五次在法定的节日之外赐假给文武大臣。两次在冬至节三日假期外，赐假七天，共给假十天。三次在元宵节十日假期之外赐假，其中宣德九年（1434）元宵节假长达一个月。皇帝还经常赐假给一些得宠的大臣。张居正回乡探母，返京后，万历皇帝对他百般慰劳，赐假十天让他休息调整。张在朝廷的地位无人能及，因此所受恩宠也无人能及。
明代官员事假的范围很广泛，省亲、祭祖、迁葬、治亲生父母丧、送老亲、送幼子以及完婚等都可作为事假的事由。通过万历《明会典》卷5“给假”条可看出，明代的事假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
请假手续：洪武年间，内外官吏欲请假省亲迁葬的，都要自行备文上奏，由皇帝定夺。此后的两百多年间，明代官员请事假的手续基本如此。到隆庆五年（1571），南北两京请事假省亲、送子、迁葬的官员，改由本衙门的掌印官“勘实代奏”，方能准假。随后又规定在掌印官中无人代奏的情况下，准许官员自行上奏。在此之后，请假手续再无大的更改。
资历限定：明初，官员请事假并不注重资历。宣德元年（1426），规定外官九年考满到部听选的，可以请假省亲迁葬，升迁就任新的官职以后即不许，官员请事假开始有了资历的限定。成化年间，对官员的事假资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官离家十年的方许省祭；两京文职官员中离家六年的，准请假省亲。嘉靖后期，对官员请假迁葬也提出了须在三年考满之后的资历要求。
事假期限及违限处罚：明初，对官员请事假的期限以及违限的处罚并没有统一而具体的规定，官员得到皇帝准假后，由吏部根据路程远近来限定时间，违限日久不回的官员，送官府审问。到弘治年间，对官员的事假期限及违限的处罚有了具体规定：两京给假回乡省祭的官员，除往返路程外，准许在家两个月。违限一年以上，停俸五个月，一年半以上，送交官府审问。“官吏监生妻故，送幼子还乡”，经查实后，许在家两个月，违限半年以上的，送官府审问。嘉靖时议准，迁葬官员违限三年以上者革职。
丁忧：文武百官请假为父母守丧，称丁忧。丁忧不同于其他事假，一般没有附带条件，也没有资历的限定。丁忧的期限达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有些官员父母去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工作，皇帝就会“夺情”，特批他在任守制。但夺情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因此常常会引起非议。万历《明会典》卷11“丁忧”条专门记载了丁忧的种种规定。
明代官员的病假制度分类之细致、手续之繁琐、防范之严密都是前所未有的，万历《明会典》卷13“事故”条对此有详细叙述。首先，针对不同的职务和职位做了细致的分类。明政府对京官、御史、五城兵马司官员、进士、外官等分别实行不同的规范，他们所享有的病假权利也是完全不同的。
京官：明政府在建立之初，就明确了京官患病休假的权利，京官患病经查实之后，一般都能准假。
御史：明初旧例，在京的各衙门官员患病，都可以回原籍调治。天顺初，英宗下旨：今后御史再不许养病、省亲。此后，其他官员生病可以回乡休养，御史患病的，只能留在京师自行请医调治，不能请假回家养病，他们的病假权利基本被剥夺了。御史在京任职，大多没有亲人跟随，患病之后无人请医送药，不少人因而病死。到成化年间，情况越发严重，湖广道监察御史李麟、龚谦，河南道御史伍骥，都因患病不能回乡，或者缺少医药费用，或者无亲人照料，导致身亡。成化初，政府终于允许御史患病可以还籍调理，但只限于“久病”之人，御史病假权利只是部分地得到恢复。
五城兵马司官员：按旧例，五城兵马司官员患病，只准退休，不许请假。到隆庆五年（1571），准五城兵马司官员养病，此时明王朝已建立二百多年了。
进士：进士患病，弘治时令在京调理，两个月后仍不愈，经太医院诊断后，由各办事衙门官员会同办事进士和医士提供担保，许请假回乡调理。万历初，令患病进士在京调理三月，如果真病，由各办事衙门掌印官亲自验实，才能准假。
外官：外官患病请假的权利有如昙花一现。洪武间令在外大小官员不许养病。成化六年（1470），奏准外官称老病的，只能辞职。嘉靖二十三年（1544），奏准外官在任患病，可以回籍休养。万历三年（1575）再次规定，外官有病的照旧例辞职，外官患病休假的权利前后只维持了三十年。
其次，请病假的手续十分繁琐。明代官员请病假的手续有三个重要步骤，即上奏、查验和保结。患病官员首先要向皇帝上奏病情，请休病假，然后由有关部门核实病情，有时是先查实病情，后向皇帝上奏，有的还要由同乡官和（或）同僚官提供担保。当然不同的人员请病假的手续也有所不同。
京官告病：嘉靖年间规定由吏部查验核实，隆庆时改为先呈送本衙门掌印官，经查勘属实后，由同乡和同僚官共同担保，方准上奏。
各边督抚、兵备等官患病：不许自奏，由巡按御史勘明转奏。
御史养病：御史养病的权利于成化年间得到认可，到嘉靖年间，其请假手续多次反复。先是，巡按并别差御史，如果患病不支，不许自行上奏，由地方官员具实奏闻。后又规定巡按御史告病，必须回道自行具奏，由巡抚官员代奏的不准假。不久又改为御史在差患病，由巡抚或巡按官员代奏的，仍然准许回籍调理。万历时令巡按御史养病，由巡抚官代奏的，必须由都察院查勘属实后，方准上奏。
最后，严厉禁止官员诈病混假和病愈不赴任。明代官员常常以休病假为借口，企图获得较高的职位或是逃避不愿就任的职务。《典故纪闻》卷17记载，嘉靖初有人指出，读书人多沽名钓誉，以退为进，“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都是为“异日拔擢计”，并且“往往卒遂其所欲”。针对这种现象，明政府从事先预防和事后处罚两个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事先预防：成化初奏准内外文武官员患病三个月以上，即日停发俸粮，等复职之后才能继续领取。万历年间，明政府又规定京官请病假次数达到三次，就只许告休，不再准假。虽然对那些确属久病不愈的官员，以上措施难免不公，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减少了借病混假、不办理公务的现象。
事后处罚：即使政府严厉禁止，官员借病混假的行为仍然无法杜绝，因此事后处罚的规定也很重要。嘉靖年间，官员借病混假的现象特别严重，明世宗不得不亲自过问，处罚的力度也一再加大。嘉靖初年，世宗下旨：大小官员凡是借故养亲、养病在家坐等超升而不愿就职，都要革去职位，不许起用。后来干脆实行追问连带责任的办法，京官托故诈病，和病愈不肯赴任的，连同当初提供担保的官员，都要罢职。除京官外，各处御史患病请假的，“或系推避，就令致仕”。隆庆时又规定，各边督抚、兵备等官托病避难的，由该科和巡按御史参奏处治。
综上所述，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十分完备，特别是事假和病假制度，既保障了官员的权利，同时也有效地减少了不法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