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告，决定于2016年纪念莎士比亚、汤显祖和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许多中国人并不陌生。他二人同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我国明代的戏曲家汤显祖（1550-1616），由于近年来青春版《牡丹亭》在海内外演出，许多人也已熟悉，并有了世界性影响。去年，习近平主席访英，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大厅发表重要讲话，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明年（2016）是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互相了解。”说得非常恳切。
作者：卢兴基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林黛玉曾为这段唱词心醉神迷，而四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恍然步入临川梦中，不知今夕何夕。
中国的“莎士比亚”
把明代戏曲南移，北杂剧的地位由崛起于南方的明传奇代替，并出现了南方四大声腔争胜的局面。但汤显祖生活的万历和莎士比亚并列纪念并非仅仅由于他二人卒年的偶合,更应是他二人文学精神的相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中国有不少的读者和观众。这是中英文化交流的结果。为此，我想到一位莎翁戏剧的译者朱生豪（1912－1944），他在日据上海的孤岛时期，在贫病中译出了莎翁的几近全部剧作，献出了毕生心血，在仅32岁的英年就去世了。他的译笔，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最好的。1947就有了朱译世界书局的莎翁全剧集出版。此书建国后又厘为12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78年作为莎翁全集的主体又出版了第三版。他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至于汤显祖，早年就有“中国的莎士比亚”之称。它并不是我们自己妄提的，这一美誉来源于一位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他在所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汤显祖的诞生先于莎士比亚十年，后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第三篇第九章第三节汤显祖）青木正儿推崇汤显祖。他对汤显祖的卒年的推算晚了一年，我国学者也有相同者，这不重要。青木正儿的书出版于日本昭和五年（1930）的东京弘文堂，我国有王古鲁译本，1936年和1958年曾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作家出版社两度出版，因此，我国老一辈学者赵景深和徐朔方两位前后都曾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同题撰作了论文，前者发表于1946年上海的《文艺春秋》，后者发表于1978年长春的《社会科学战线》，赵先生的文章发表的四十年代，仍然处在文化上的西方中心影响，所以说汤显祖“不能说像莎士比亚那样有（世界性）影响”，但他同时指出，“在中国的传奇（戏曲）方面，不能不说是首屈一指的”。
中国并不只是一个诗的国度，戏曲的创作和表演也是源远流长、代有辉煌，只是和西方的歌剧绝不相同，属于另一个表演体系。
但要让西方人完全了解这门艺术，存在着事实上的困难，首先它的带着宫调板式的诗词歌唱，准确翻译就很困难，不亚于中国古诗词。不过，有两次“连锅端”的跨洋演出还是突破了这一藩篱，终于让西方人亲睹了这门东方艺术。第一次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梅兰芳率领他的京剧团的访美和访苏的演出；第二次即要数近年来白先勇的青青版《牡丹亭》由苏昆剧团在美国一些地方的连续访演。这两次出国演出的成功，当然并不仅仅依赖于剧本的翻译，还有花色繁多的辅助介绍，如图片、展板、讲演等对于曲种、剧情、角色的介绍。梅兰芳的演出，还在剧院里挂上红灯笼，以营造东方的气氛。青春版《牡丹亭》演出时则在舞台上辅以大屏幕背景画，用上了声光电科技。同时为适应西方人的习惯，还对原剧的场景节奏作了调整。虽然三十年代以来，我国传统戏的国外访演，还可以举出一些，如程砚秋先生继梅兰芳之后的访欧演出，但影响之大，仍要数前后这两次。
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让美国人大开眼界，第一次观赏到东方戏剧的美仑美奂，惊叹世界上原来还有如此美妙的艺术。在苏联，除了感动了莫斯科大剧院的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让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看到了中国古典戏剧与西方体系的不同，从而受到启发，创建了与西方坚持的“三一律”不同，却与中国戏曲表演相同的、强调“间离效果”的第三套表演体系，还改编了元人李潜夫的杂剧《灰阑记》为《四川好人》；而青春版《牡丹亭》，由苏昆剧团的访美演出，也让美国人惊叹：“太完美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艺术！”据说一位从事戏剧教学的大学教授也表示：“我目瞪口呆，太完美了！”
汤显祖的戏曲，总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除了《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外，还有《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除整部戏曲的演出，由明清至近现代，在国内还有包括京剧和不同的地方戏表演。《牡丹亭》还登上了芭蕾舞台。海内外的声誉，改变了世人的看法。
《牡丹亭》
四百年前昆曲称雄时代的代表
明代戏曲南移，北杂剧的地位由崛起于南方的明传奇代替，并出现了南方四大声腔争胜的局面。但汤显祖生活的万历时期，已进入昆腔称雄的时代。 汤显祖的家乡江西临川是四大声腔之一的海盐腔流行的地区，他的《牡丹亭》原是为适应海盐腔的一个地方声腔——宜黄腔而谱写的，但不久便在属于昆山腔的吴江派曲家手中出现了多种改本演出，据有记载的便有沈璟的改本、吕玉绳的改本、臧懋循的改本和冯梦龙的改本。改本的不断出现，可看出吴江曲家对《牡丹亭》的情有独钟。但汤显祖并不满意对自己剧曲的修改，从而引起论争。这便是戏曲史上的“临川派”和“吴江格律派”之争。
吴江派曲家赞赏《牡丹亭》的意趣，“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但唱起来“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王骥德《曲律》）。汤显祖承认“笔懒韵落，时时有之”，但表示即使“拗折天下人嗓子”也“不妨”（《答孙俟居》）。他不愿自己作品文采中的思想精神受到损害，但现当代有一个时期，有人认为这是重形式还是重内容的争论，甚至和当时的复古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属保守和进步的性质，这多少有些误会。其实，吴江派重视场上搬演，他们所持的昆山腔，同样也是东南沿海一带市民文化兴起中的一个曲种和声腔，其中如冯梦龙更是当时启蒙文化的代表之一。他的小说戏曲观点，和汤显祖更是相为呼应。从实践看，《牡丹亭》在四百年前即已轰传南北，不能不说是借助于昆曲艺术的演唱。它的魅力，至今仍难与伦比，功不可没。
如果说梁辰鱼的《浣纱记》是象征昆山腔完成的实践之作，《牡丹亭》则是昆腔称雄时代的代表。演出成功，轰动一时，令当时青年男女痴迷。《红楼梦》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写道林黛玉听了《牡丹亭》“游园”、“惊梦”二曲以后，“心动神摇”，“如痴如醉”，是有大量的故事依据的。
写情时代的人文启蒙
当年，赵景深先生写《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时候，社会风气已大为开放。上海的戏曲舞台已开始有人在做汤显祖戏曲的对外传播。他的文章还介绍：当时上海兰心大剧院演出《牡丹亭》，“用德语歌唱，配着中国音乐，甚为别致。”赵先生说，当时已有了洪涛生（Ｈaundausen生卒不祥）的法译本了，演出时，“并有英译本散发观众”。只是由于洪译尚未译完，仅演至“惊梦”为止。
当时演出的情况一定很有趣，但赵先生的介绍就止于此，其余不得而知。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赵先生府上访问，也忘了进一步讨教，了解详情。也不知可还有更为详细的文献资料可供了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已有日译本问世。上海还有英文杂志在介绍汤显祖，七十年代，又见有日本学者岩城秀夫《关于戏曲的梦：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文章发表（《亚细亚文化》1973）。
莎士比亚生活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我国十六世纪的嘉靖万历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文化启蒙时代，从各方面看与西方的文艺复兴都有相似的特点，因此笔者把它视同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参见拙著《失落的“文艺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这一“文艺复兴”运动有大量的知识阶层的士大夫读书人参与。汤显祖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和戏曲领域的代表。
徐朔方先生对汤显祖的改本。改本的不断思想精神曾有精辟的分析和论断。他说，“寻梦”【江水儿】曲，“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如果要爱就爱，要生就生，要死就死，那么人生还有什么痛苦呢？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在三个世纪以后的“五四”时代，还是需要一些勇气才能大声说出来的。
又说：
《牡丹亭》具有极大的思想的力量，因为它不以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作为自已唯一的重要任务。他以当时形成中的个性解放思想作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一种力量而出现，而且使它在传奇里占了上风。
《牡丹亭》巨大的思想的力量就在于杜丽娘所坚持的那种理想——那种强烈地爱自然、爱生命、爱自由的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反封建思想。这是整个作品的生命所在。（均见徐朔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牡丹亭》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生命、青春和爱情是其中的突出主题。汤显祖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画形容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牡丹亭题词》）在十六世纪的舞台上，这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追求。写“情”成为文学的一个思潮。“三言”“二拍”的大量故事写它，“临川派”的剧作家写它，还催生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冯梦龙还搜集了古今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编了一本题为《情史》的书，形成唯情主义的浪漫思潮，和汤显祖的戏曲互为呼应。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中写的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追求，富有同样的人文启蒙的精神。
汤显祖的作品把理学和封建礼教作为讽刺和批判的对象。《牡丹亭》如此，他的其他作品也是如此。《紫钗记》改编自唐人传奇《霍小玉传》（蒋昉），其中的青年男女的爱情，由悲剧转为喜剧，赋予作品以 浪漫的色彩。作品还批判了封建专制的黑暗和压迫。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分别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沈既济的《枕中记》改编而成。“南柯梦”和“黄粱梦”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的两个故事。反映了科举社会读书人科举梦的幻灭。汤显祖的改编，突出了对封建社会科举和等级制度的暴露和批判，反映了作者自己早年科举经历的失意不平。在《南柯记》里，他还写出一个“大槐安国”的理想国。侯外庐先生认为这是“理想的平等世界”的乌托邦，“具有十六世纪莫尔等人的思想因素。”（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理想性》，《新建设》1961第7期）多重文化视角的研究
如果说梁辰鱼尹恭弘先生汤显祖新论》是一部探讨汤显祖的世界观和思想精神的得力之作。他在书中着力提倡的对汤显祖的多重文化视角下的研究，这不仅适合于汤显祖，也适合于十六世纪的整个文学十六世纪的文化思想表现是程朱理学统治的崩溃，陆王心学取而代之。同时，被称为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又异军突起，成为具有“异端”色彩的时代思潮。受到许多敏感的士大夫读书人的追捧。社会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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