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8年，宋神宗即位的第二年，围绕“民间工商宽松发达，而中央财政匮乏，该怎么办”的主题，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当朝最知名的政治家和意见领袖展开了意义影响深远的“延和殿廷辩”。王安石主张开源、理财，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坚信克俭、节流，以民为本，天下太平。王安石嘲笑司马光不懂经营理财，司马光驳斥王安石殃民祸国，21岁的宋神宗一度在王与司马之间摇摆不定。王安石在地方上的政绩和谋划已久的整套改革方略逐渐入到图变心切的宋神宗“法眼”，君臣内心惺惺相惜、甚或相见恨晚，天平倾斜向王安石，变法肇始。

二、王安石变法核心举措

理财与整军是王安石变法的两大主要内容。青苗法、免疫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是为理财改革的几大改革法案；减兵并营、将兵法、保甲法等属于整军举措；此外，为选拔、举荐变法队伍、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

纵观王安石变法系列举措，可谓是格局空前、气魄宏大的一场整体配套性系统改革，变法的核心是为中央政府聚财、强军，这是变法的核心与两翼。

总体而言，变法实施的16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增加了平民的负担。在军事上的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

变法之初就遇到重重阻力，宋神宗继续摇摆不定，在对王安石任用的态度上是罢免（1071年）又启用（1075年），面对皇帝的犹疑和新法推行的阻力及变法派内部的分裂，1076年，王安石心灰辞相，变法成强弩之末，虎头蛇尾、混乱无章。1085年，雄心图治的宋神宗梦想破灭，带着遗憾39岁悲愤辞世，变法不了了之。

三、变法失败的原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王安石变法对改革举措推行困难的预估不足，变法走样，阻力重重，变法阵营孱弱且用人失当，皇权的犹疑也导致改革步履紊乱，最终导致失败的结局。

（一）王安石在变法上并没有具体操控权

王安石本人主持的7年不到，其余9年是宋神宗主持，所以说这次变法与其说称号“王安石变法”，不如叫“熙宁变法”更为确切。

王安石宋神宗的关系，并非牢不可破、固若金汤，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有条件、限度，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熙宁7年，第一次罢相，标志君臣关系已经疏远。也说明宋神宗随时随地可以收回给王安石的一切权力。

不难理解，宋神宗授意、钦点，挑中了在地方上颇有建树的王安石，王安石规划了蓝图，皇帝有限信任甚或将信将疑与王安石醉心变法成功贯穿变法始终。聪明如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个中现象，但他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太渴望成功，失去耐心和对变法节奏的轻重缓急的把握，终致变法在看似大刀阔斧的推进踉踉跄跄的走向失败。

（二）变法无试点，机构不成熟

匆匆上马，没有试点，机构不成熟，用人与机构仓促无力。

良莠不齐、良少莠多的变法队伍很难准确有力的执行新政。

本就捉襟见肘的变法团队一开始就只能依靠原来的地方政府管理机器推行新法，导致整个变法泥沙俱下、流弊丛生。

在变法机构上，典型和后来备受诟病是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中的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等三司集中起来，对经济权力进行重组，并使之成为变法改革的中枢权力机构，这个原本是出台和解释条例的立法部分，成立直接的执法权力机构。不难想见，匆促上马的变法机构不接地气，变法政策生硬推行，以致走样、跑偏。

司马光

（三）反对派声势强大，王安石没有争取同盟

王安石变法，遇到声势强大的反对，原本可以折中和腾挪，化敌为友，可以缓解和缓和的矛盾，在听不进异见的王安石这里，变成非黑即白的阵营之争，王安石放弃积极争取苏轼、司马光等大佬支持的机会，排除异己，任用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使得改革的阵营孱弱，人为的树立起强大的反对阵营。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司马光在熙宁3年三次信函致王安石，苦口婆心、细说流弊，甚至要求废弃新法，改回旧制，但是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仅仅以“三不足”予以生硬和强硬的回复。

这个著名但三不足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决心决绝，勇气可嘉，但做法上差强人意，其对改革的推行在实际中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武断的与可以争取的中间改革派或说立场摇摆者划清了楚河汉界，将变法陷于畏途。

（四）用人失察，小人肆意横行

“过分相信自己”，导致用人失察。王安石后期回顾变法的成败，归结出一句话：变法是对的，但败在用人不当。他醉心于那套自认“完美”的变法体系，喜欢和提拔奉承和迎合的小人，打压和排斥有异见的同僚。

司马光

司马光曾经告诫他：“每有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吕惠卿

吕惠卿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王对他有“父师之义”，熙宁七年（1074），被宋神宗提拔为宰相的吕惠卿，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虚置冤案，欲陷害王于死地。事实澄清后，吕惠卿被查出敲诈商人五百万钱锒铛入狱，王安石重新拜相。

吕惠卿心有不甘，网罗王安石“隐瞒皇帝”、“对皇帝不忠”的陈年旧信，将恩师彻底打倒了。

蔡京画像

后来相继为相的蔡确、蔡京等人，原先也是阿谀依附王安石的人，他们使出全套蒙蔽欺骗、勾心斗角等本领，王倒台后，他们都反戈一击，以取得皇上的信任，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卖介甫以自售”的表演。变法后期，权臣根本不在乎变法不变法，只剩下大肆排除异己，倾轧报复，倒行逆施，终致王朝灭亡。

王安石变法势力阵营与声势与强大的反对派本来就不好同日而语，加上王安石用人的失误和自身的缺陷，变法失败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五）失却民心，违背规律

从历代变法改革的大规律上看，失去民心、民意的改革终将以失败告终。王安石“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变法初衷在实施中只是一厢情愿，中央财政的溢出仅仅昙花一现，掩盖不了地方与民争利、横夺暴敛的乱象与本质。民不聊生使变法失去最基础的推行根基，变法的“盛世幻想”终是空中楼阁。隐藏在失败背后的事实是，所谓系统、整套的王安石变法只是通过理财进而强军的“术”的改革，无意触动政权的根本制度安排，悲剧和宿命无情，这就是冰冷的历史，也是延续至今仍然纷争不息的变法评价。

雄心勃勃的王安石以对方经验和理想化的整套变法体系开启的这场变法，力图以理财、整军巩固中央集团，实现强国盛世，但因为对形势及困难估计不足，急于求成，不懂变通和缓冲，上有皇帝的将信将疑，对面是强大的反对声浪，下有无意变法、唯利是图的小人作祟。变法终成为一场遗憾的春秋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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