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䜣上一奏折,请在原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招生对象有很大变化,不是招收幼童,而是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五贡生等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20以上者,聘请西人在馆任教。
慈禧太后见折允奏。在得到批准后,奕䜣便考虑设馆招生的具体细节问题,经深思熟虑又上一折,提出扩大招生范围,把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也列为招生对象,拟定了详细的章程。这道奏折又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同治六年正月,奕䜣三上奏折,推荐原太仆寺卿徐继畬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
一、同文馆的地位提升,触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神经
太仆寺卿为从三品,以徐继畬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这就提高了同文馆的地位,使人们不敢轻视它。慈禧太后当天便予以批复,不仅同意了奕䜣的推荐,而且指示徐继畬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表明了对洋务派的支持。然而,洋务派提出的聘请外国教习和让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也入馆学习,触动了当时顽固守旧势力的神经。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上疏引起了轩然大波。奏疏中反对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平”,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与此呼应,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上一奏折,支持张盛藻的意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倭仁是名于时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附和者甚众。
二、顽固派最终败下阵来
慈禧太后将倭仁的奏折交由总理衙门评议。奕䜣主持下的总理衙门毫不客气,痛驳倭仁等人不识时务的论调。奕䜣更是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立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后,倭仁无言以对,只好向朝廷回奏,自己并无“意中之人”,恳求朝廷撤回以前的奏议,不再反对设馆和聘请外籍教师授课。
奕䜣并未就此罢休,他奏请太后准许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倭仁多次恳辞,奕䜣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硬着头皮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顽固派的又一次猛烈反击
同治六年京师干旱不止,又发疫情,顽固派乘机反扑,将此天灾人祸来比附洋务派的改革,大肆渲染是洋务派的改革触怒了天意。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进一步发挥这种荒谬的“天象示警”之说,呈递《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详述同文馆之设有“十”不可解,完全是“不当于天理,不恰于人心,不合于众议”的举动,请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以杜乱萌。
这份奏折是继倭仁之后顽固派的又一次猛烈反击。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后十分气愤,立即命军机处起草上谕驳斥杨廷熙,措辞严厉,指责杨廷熙草莽无知,并痛诋倭仁等人的守旧主张,表现了对洋务运动的完全支持。对倭仁,慈禧太后又下一谕,仍命其在弘德殿行走,其余差使全免。
四、洋务派真的胜利了吗?
这场大争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似乎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表面上看,顽固派处境尴尬,不敢再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天文算学馆也照计划开设了。但因为浮言四起,正途出身的投考者很少,一省只有一、二人愿意报考,一旦报考“遂为同乡、同列所不齿”。最后仅招收了30人。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洋务派的胜利也是无从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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