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路漫漫_雄关漫道从头迈

来源 | 视觉中国

（一）

1978年7月28日，桂林丝厂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外国人，工厂革委会主任谢广之如临大敌，望着眼前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反复问：“从哪里来？想干什么？”

洋人掏出一个小本本，上面全是英文，用蹩脚的中文自我介绍：“我叫杰伊 · 马修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想采访考察中国的企业。”

经过一番交涉，谢广之放松了警惕，带着马修斯参观工厂。马修斯发现，女工们坐在桌子边无所事事地聊天，谢广之的脸色很难看，女工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双手交叉着坐在那里，好奇地朝马修斯张望。在短短的几分钟参观中，马修斯发现只有一名女工在干活。

好奇心强烈地驱使马修斯，问女工自己的工作量是多少？女工们很是惊讶地摇摇头，她们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多少活儿。

谢广之是丝厂的最高领导人，对厂里的情况门儿清，从丝厂开门到现在，2500多名工人，从未解雇过一个人。20年来，工厂在全国涨工资的政策下，85%的工人第一次涨工资了，工厂里的老职工让孩子在中学没毕业的情况下就进厂工作，因为工厂是他们就业的保障，退休后可以拿到稳定的退休金。

马修斯走出桂林丝厂，向华盛顿总部发了长篇报道，在文章中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犹如病毒一样在西方世界扩散开来，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正派出15位副总理，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到全世界去考察。高级官员们很快将《华盛顿邮报》为首的报纸内容反映到北京。

在东北三省视察的邓小平痛心疾首：“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陪同考察的官员们默然，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那一年3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政协主席。政协主席邓小平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大会共有6000人参加，会场最后一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年轻人，33岁的任正非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他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

任正非没有想到，他会在很多年后南下深圳，倾囊两万创办华为。更没有人会想到，会场角落的那个年轻人几十年后会让无数同行闻风丧胆。

远在安徽小岗村的18家农户饥饿难耐。1978年11月24日，18位当家人找到生产队长家，过去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找队长开一个介绍信，外出逃荒要饭。农户们不知道北京正在酝酿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围着生产队长，要队长带着他们把土地分了，搞包产到户。

煤油灯下，队长一直不说话，农户们壮着胆子说，队长你带着我们干，如果你坐牢了，我们把你的孩子养到18岁。神情紧张的队长在油灯下草拟了一张契约，农户们一起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18位农民在契约上按下了血红的指印。

三天后的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一大早走进办公室，读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篇养牛的文章令柳传志激动不已。

已经34岁的柳传志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每天报纸上都刊登的是革命、斗争之类的文章，别说养牛，就是养只鸡那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被群众批斗，尾巴必须割掉。

3个月前，老爷子柳谷书调任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时，柳传志都没有觉得特别，自己每天都在计算着夫人孕期，再过差不多3周，一个名叫柳青的新生命将来到这个世界上。

柳传志一直以为自己会在一杯茶、一张报就是一天这样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能在柳谷书老爷子膝下承欢，自己从未奢望儿女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人民日报》的文章让柳传志激动不已，除了养牛，报纸上还有一篇北京郊区通县养猪的经验。

这绝对是一个重要信号。因为在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行文风格大胆，说：“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人民日报》的文章正在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中所说的禁区。

无论是马修斯还是柳传志，他们不知道的是，真理一文的作者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回到家，将妻子拉到卧室里，非常严肃地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在上海本地的报纸上看到了讨伐真理的文章，非常动情地对胡福明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胡福明没有坐牢，在等待夫人临产的最后一个星期，柳传志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人民日报》的号外，号外一反常态地通体红色刊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消息，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美国劳工领袖伦纳德.伍德科克担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伍德科克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

第二天，可口可乐中国事务主管亨达就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瓶装可口可乐。

亨达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约的时候，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年轻人收敛好了养父的尸骨，擦干眼泪，接过养父的放牛鞭。

在寒风中，牛根生一直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姓啥，生下来一个月，就被亲生父母从乡下卖到城里，养父是个养牛的，就让他姓牛了。他万万没想到，亨达将可口可乐卖到全中国的时候，五年后他会进入回民奶制品厂，跟一个叫郑俊怀中年人相遇，21年后他会像亨达那样，把自己创办的蒙牛牛奶卖向全国，甚至出口到国外。

牛根生悲痛不已的时候，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那一天，柳传志望着刚刚推出产房的妻子，旁边躺着一个皮肤粉红色的女婴，那个女婴就是现在滴滴出行的总裁。

那个时候，深圳的气候宜人，在建筑工地上的竹棚里看小说的文艺青年王石，一屁股坐起来，换上一身干净的行头，直奔广州，听说广州友谊剧院有一场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的音乐会。刘元生演奏的《梁祝》令王石如痴如醉，音乐会结束后，刘元生送给王石一盘《梁祝》的录音带。

多年以后，刘元生成了万科的股东，在野蛮人闯入万科的2016年，刘元生挺身而出，公开昭彰野蛮人的罪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出了一份近万字的公报，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公报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论述：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公司合营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没有任何一份文件再出现过“公司”这个概念。

两天后的12月24日，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一群人在一个土坑上埋下一块石头。报纸上说，这是经过国务院批准国家纪委、建委等部门报告，要新建中国第一个新型、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基地，要投入214亿，从日本引进成套先进设备。

邓小平在当年10月考察日本之前，一位日本记者到重庆炼钢厂考察，发现年产30万吨钢的大厂，设备竟然是140多年前晚清时期采购的英国货，日本记者以为设备出场标板贴错了，结果厂长说没错，就是晚清政府采购的。

宝钢成了中国发展经济的风向标，现在成了中国钢铁行业的巨擘。

宝钢还在建设之中，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户提心吊胆地过完春节，正准备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大干一番。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年广久的傻子变成了资本家。

年广久不识字，在当地是个典型的投机倒把分子，1963年因为倒卖水果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这个9岁就开始做学徒经商的家伙，出狱后不甘寂寞，炒瓜子到处贩卖。街坊们经常嘲笑年广久是个傻子，年广久毫不介意，干脆把自己卖的炒瓜子叫“傻子瓜子”。

没想到有了招牌后，年广久的瓜子一天能卖两三千斤。当地有人翻出马克思的《资本论》，雇工8人就是资本主义剥削。

安徽出了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剥削分子的帽子竟然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小岗村。

18位摁手印的农户又惊又喜，惊的是资本家会被打倒，会被割掉尾巴的，如果自家的地丰收了，会不会也成了资本家。18位农户喜的是，年广久雇了12个工人，按照1978年之前对资本家的定义，年广久资本家的帽子是戴上了，可是傻子资本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年广久的生意照做，说明政策风向在改变。

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剥削？年广久给理论界、政府都出了一个难题，最终争论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对年广久这样的私营企业要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邓小平的一句话，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窗。

（二）

安徽的民众在批判年广久这个傻子资本家的时候，1979年2月18日，泥瓦匠王苗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心情激动，为了儿子，自己绝不能只当个泥瓦匠小工，要出人头地，恢复家族荣光。

王苗的父亲曾经是龙岩二中的教导主任，歌剧团的编剧，是当地的大知识分子，母亲解放前是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的高材生，导师是《资本论》的翻译、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楠，没想到1966年，王苗的父亲被扣上“龙岩三家村的大掌柜”。

三家村在当时是反动分子的代名词，王苗的父亲自杀。王苗从报纸上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望着刚出生的儿子，决定改变一个活法，去承包建筑工程，当包工头。

襁褓中的那个孩子叫王兴，王苗从包工头做起，到1981年就赚了3万元，成为当地的首富。小岗村的18位农户等到1979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中央终于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

18年后，王兴没有选择上祖父曾经任教导主任的龙岩二中，而是从龙岩一中保送到清华大学。24年后的2003年，王兴放弃了美国学业回国创业，那一年，王苗同他人合伙投资6亿元，创办了年产200万吨的现代水泥厂。

王苗戴着瑞士EBEL手表，在大别墅里散步的时候，王兴在北京历经九死一生，2010年创办了美团网。王苗后来当上龙岩市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放炮：“强拆强建发展GDP不好。”一番话让副市长很不高兴。

1979年12月31日，有一个方脸瘦高的重庆万县人牟其中很高兴。那一天，牟其中走出监狱，因为4年前他写了一篇雄文《中国往何处去》。在当年，这篇文章就是妥妥的现行反革命，革命小将们要判牟其中死刑。

牟其中19岁那一年填过一阙《虞美人》：“九人踏雾入山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垣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道大好山河无人顾。”没想到高考落榜，牟其中从此开始研究马列著作，开始关心中国的未来。

牟其中很庆幸，死刑一直拖着没执行，直到1979年清理冤假错案，牟其中才被无罪释放。38岁的牟其中出狱后借了300元开始做生意。

牟其中在重庆折腾的时候，深圳蛇口来了一位62岁的老头儿，老头儿在蛇口转了一圈儿，踌躇满志，以后自己就是这里最高地方长官了。

这位老头儿叫袁庚，从1934年进入军校开始，南征北战，出任过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的情报顾问。1968年被康生囚禁于秦城监狱，1973年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释放回家。

《华盛顿邮报》马修斯在桂林采访的时候，袁庚被交通部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1979年1月31日，袁庚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汇报，想在深圳搞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蛇口当时就是一片荒芜，李先念给袁庚提出一个要求：“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袁庚向中央讨到了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这个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拥有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权。

顶着官员的乌纱帽，背着国有控股董事长的名头，袁庚把蛇口当成了试验区。1980年3月28日，袁庚在蛇口推行群众进行直选干部、职工进行公开招聘，为了废除干部终身制、任命制，袁庚在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民主不信任投票制度，民意考评不过50%就要卷铺盖卷儿走人，打破了新中国30年的干部调配任免制度。袁庚同时打破大锅饭，还推行超产奖励制度。

袁庚的激情澎湃引起了掀然大波，很多人提醒袁庚莫要冒进。袁庚很不在意，说自己过了60岁退休的年龄，时间就是生命，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

袁庚在跟时间赛跑，要让蛇口的成绩堵住悠悠众口，后来，蛇口工业区的大门树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的一扇窗真正地让西方国家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决心，以袁庚为首的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体制内官员坚信，只有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一定能肩负时代的使命。

同在广东挽起袖子的香港商人李嘉诚陷入了麻烦之中。1978年国庆典礼时，李嘉诚作为邓小平的特邀嘉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穿着蓝色中山装的李嘉诚真是踌躇满志，这是他离开家乡40年第一次回到大陆。参加典礼之前，李嘉诚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诚决定给潮州家乡捐建14栋群众公寓。经历了大规模逃港潮的广东人，在1980年搬进群众公寓时，在门上张贴了一副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李嘉诚。欢欢喜喜庆新春的人们很快听到一个消息，春联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了。

春联风波让李嘉诚彷徨不安。后来，李嘉诚拉上香港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2位香港企业家，到袁庚的蛇口工业区参观。李嘉诚一行到了蛇口才发现，蛇口跟千里之外的北方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跟几百公里之外的潮州更是天壤之别。

李嘉诚试探着问袁庚，能不能入股共同开发蛇口。权柄在握的袁庚摇了摇头，很狡黠地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 那时，因为蛇口的超产奖励制度被人告到北京，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相继发出红头文件，勒令蛇口招商局停止奖励额制度。

蛇口建设的轰轰烈烈不断跟各种滞后的政策进行博弈。邓小平考察过的东三省不甘落后，各地建设纷纷上马。

抚顺市人民银行信贷员胡颂华路过辽宁图书馆，看到一本股票类的书，都是介绍欧洲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股票问题。胡颂华觉得很有意思，回到办公室就给抚顺市建委和人民银行打报告，要求发180万股票用于办砖厂。当时领导大怒，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批评小胡同志是出风头。

抚顺市政府一看报告，很是高兴，说有人给钱，扩大生产。有政府支持，胡颂华趁热打铁，找报社印刷股票，规定买股票的企业可以优先买砖，不用排队，没想到抚顺的钢厂、铝厂为首的200多家企业排队一抢而空。

东三省的企业忙着买股票的时候，1980年6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中央“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该受社会尊重”。在9月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可胡颂华的成功和袁庚的大胆让很多人担心国有企业改革步子太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企业这只鸟可以自由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是个大笼子，鸟不能飞出大笼子。

国有企业改制变成“笼子里的变革” 。

（三）

年广久还没有来得及高兴，袁庚他们为首的国有企业变革已经让北京考虑稳定而循序渐进地“摸着石头过河”，整治那些无法控制的笼子外面的鸟成为当务之急。

1981年1月7日，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个人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会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

文件要求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打击投机倒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中之重。中央财政开始急刹车，压缩投资，力保国企改革成为主流。

《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到《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武汉钢铁厂产量下跌25%的文章，立即跑到上海去采访正在建设中的宝钢，武汉钢铁厂产量都下降了，这个1978年就开始计划的野心勃勃的项目还有必要建设吗？

中国钢铁部门的一位官员在《纽约时报》记者面前忧心忡忡，宝钢建成后的年产量将高达600万吨，整个国家都在进行宏观调控，跟外国谈判的合作项目都搁浅了，宝钢的设备都是从日本采购，《人民日报》的文章使得宝钢项目推进很艰难。邓小平听闻后亲自过问，宝钢项目得以继续推进。

资金是国企改革的大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找到一个路子。他领衔成立的中信公司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任顾问。当时全国有22个重点大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要下马。荣毅仁当了十多年的纺织部副部长，其中有一个大项目是江苏仪征化纤，总投资要10亿人民币。

荣毅仁向国务院提议，向国外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拯救仪征化纤项目。

荣毅仁的提议一出，有人就跑到国务院告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哪门子的经济，中信到底想干什么？”荣毅仁的人脉为仪征化纤项目赢得了转机，国务院同意中信在日本发行100亿私募债券。30家日本金融机构认购了12年期的债券，荣毅仁长舒一口气：“资本回来了。”

荣毅仁在日本融资期间，1982年1月，“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进驻浙江乐清县柳市镇。镇子上有一个老板叫胡金林，做电器元件生意，营业额超过120万，在当地有“电机大王”之称。胡金林显然就是被整治的那些笼子外面的鸟。

工作组约谈第二天，胡金林拎着麻袋，里面装了6万元去补缴税款。缴税出来，胡金林发现满大街都悬挂着打击经济犯罪的横幅，空气里都弥漫着肃杀之气。胡金林带着新婚妻子外出旅游散心。7月回到镇子上，暴风骤雨，胡金林心里发慌，没有告诉妻子的情况下，胡金林揣着500斤粮票和2000元现金仓皇逃跑。当天晚上，警察在胡金林家扑了个空。

逃亡之路生不如死，一出门就能看到满大街张贴着通缉告示，胡金林花两个月时间终于搞明白自己的罪名：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逃亡期间，镇子上的“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跟自己一样。

整个浙江当时个体工商户超过10万，经销人员更是超过30万，成为各地国营企业闻风丧胆的“蝗虫部队”，逃跑的八大王纷纷抓捕回去公审，胡金林逃到东北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藏两年，以为风头过了，没想到一会去当天就被警察抓捕，第二天新闻标题写到：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胡金林为首的浙江“八王事件”轰动朝野，胡金林以重刑犯关押在单间里，面对高墙欲哭无泪，担心有一天突然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那个时候，“螺丝大王”刘大源还在四处躲藏，没有全部抓捕归案。胡金林的案子就那么拖了66天，4个公安到看守所，胡金林浑身颤抖，以为自己的大限将至，没想到公安冲着胡金林一挥手：“你可以走了。”

胡金林无罪释放，后来见到逃亡回来的刘大源，整个人已经脱相了，骨肉如柴，亲朋好友都认不出来，刘大源后来跟家人回忆，在逃亡期间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有时只能到垃圾箱翻检吃的。

胡金林逃亡的那个夏天，杭州的一位高中生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当数学试卷发下来的时候，瘦弱的考生简直眼花缭乱，心乱如麻。

小学时经常打架，学校给予的记过处分太多，转学到杭州八中，中考两年才考上一所极其普通的高中，其中一次数学考了31分。数学简直就是这位考生的煞星，在考场上简直如坐针毡，一番挥汗如雨，最终垂头丧气地将考卷递给了监考老师。

这位考生叫马云，那个夏天特别漫长，一分的数学高考成绩让马云充满了挫败感，决定放弃高考，跟着表弟到一家酒店应聘服务生，表弟录取了，自己遭遇拒绝了。马云很倔强，问为啥不录用自己，老板说你又瘦又矮，长相不好。

马云的父亲见其意志消沉，说你去蹬三轮车，给杂志社送杂志吧。马云一边蹬三轮，一边复习备战来年高考。

当年11月24日，法新社的记者在日内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东方面孔，后来一打探，此人是中国外经贸部的一位司长，是来日内瓦观摩这次部长级会议的。关贸总协定组织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是布雷顿森林协定中的一部分，中国要加入该组织，将获得最惠国的待遇，但首先必须承诺开放国内市场。

法新社记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试图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显然是想了解加入该组织的程序问题。”在此之前，北京一家杂志炮轰可口可乐是“西方资本入侵中国”，法新社记者的文章让西方意识到，无论是“八大王事件”，还是抨击可口可乐，都无法阻挡北京改革开放的决心，因为日内瓦观摩意味着中国想融入全球经济大家庭之中。

（四）

1983年的春节，年广久过得并不快乐。

胡金林的逃亡跟追捕“八大王”的惊心动魄让年广久一直提心吊胆，年广久的炒瓜子销量越来越大，雇工早就超过8人的资本家界限，到底算不算违法，不只是安徽，全国各地的个体商户、理论界的大佬们都在争论，那个时候马克思的理论那就是金科玉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敢用头上的乌沙去进行另类解读，邓小平收到一份关于如何处置私营业务超出规定多请帮工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早就有耳闻，在请示报告上写下一句话：“放两年再看。”年广久逃过一劫，北京提出了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月12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农村，后留学法国，对农村和城市经济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在此后很多场合都反复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金玉良言，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一起构成了邓式变革的思想基础。

远在四川新津的刘永好兄弟，卖掉了家里的唯一手表、自行车，四个人凑足1000元，在家里开办期养鸡场，没想到一年后，一骗子骗走了2000只小鸡，刘氏兄弟差点破产。

在重庆折腾了三年的牟其中，还在贩卖藤椅。这一年，他发现上海有一种座钟很好卖，回到重庆找到一家快关门的企业，山寨了10000个座钟，成本25块，运到上海将冒牌货以32块的价格倒卖给一家贸易公司，一把赚了7万多块。

牟其中发现跨区域信息不对称有巨大的流通贸易商机，可没过多久，工商局就把牟其中和7名员工以“投机倒把”罪给抓了。在阴冷的牢房里，牟其中一次又一次饱含深情地写入党申请书。

“倒爷”牟其中入狱的时候，已经不在工棚里看小说的王石想干一番大事业，在蛇口闲逛，发现袁庚的试验田热火朝天。逛着逛着，在马路牙子边休息时，抬眼望去，发现几个大罐子，一打探是泰国正大集团储存玉米的。正大集团是爱国华侨兴办的企业，他们的玉米都是从东南亚以及中国东北，经香港运到深圳的。

王石骑着自行车闯进正大饲料厂，跟人拍胸脯，自己可以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以后没必要转运香港。正大饲料厂正愁找不到火车皮，就让王石试试。王石辗转找到广州海运局，做成了正大饲料厂的转运生意，成了中间商。后来因为区分不开发票和收据，在收款的时候闹笑话，发誓啃下会计知识。

王石、牟其中为首的倒爷让北京陷入两难，活跃的流通领域和混乱的现状搅乱了流通体系，乱涨价和通货膨胀让北京两次下文，要求坚决制止乱涨价的歪风。

民间的活跃，国有企业的步履蹒跚，《经济学人》杂志看不下去了，撰文批评中国搞经济做官样文章，典型的莫过于中外合资企业，从1979年出台合资企业法规以来，官方批准了105家企业，引进外资2亿美金，可是签署的交易不到10项，距离5年100亿美金的目标相差十万八千里。

中央希望改革快一点，可是整顿倒爷为首的治理遏制经济过热，也挫败了各方改革的积极性。

新疆石油学院有一位叫唐万新的学生躺在宿舍辗转反侧，两年前他从华东石油学院退学，他骨子里一点都不喜欢石油，他只想着钱能够像石油那样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他的大哥唐万里是位化学老师，希望唐万新能够在学校里认真学习，不求他能光耀唐氏家族的门楣，只要将来能够平平安安，赚钱养活自己就好。如果考上大学，上一段时间又退学，会让家里人很没面子。对高考犹如游戏的唐万新满不在乎大哥的话，他只想做生意赚大钱，他哪里知道远在杭州的马云正在挑灯夜读，恨不得求菩萨保佑能够在1984年的高考时成功。

马云的人生陷入无限的迷茫之中，1983年的第二次高考中，当数学试卷发下来的时候，马云的内心是崩溃的，一年的努力在试题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太难了。马云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数学成绩提高到19分，因为这个成绩太差了再次落榜。马云的父母这一次失望了，让他死了上学的心，好好学门手艺，实在不行就跟着父亲学弹琴也行。马云默默地再次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杭州的大街小巷。

马云不死心，想再试一次，他一直对英语有着特殊的喜好，可是数学犹如拦路虎。当王石因为收账闹笑话学会计时，马云挑灯夜战学数学。

马云的挫败跟各地改革信心的挫败相比，邓小平在改革面前决不妥协。

北方一家党报刊发《历史租界的由来》长文，影射由蛇口工业区演变而来的深圳经济特区是新的“租界”，警惕中国正在涌现出一大批新的资本主义买办和李鸿章一样的人物。

很多去袁庚的蛇口试验区考察的老干部谴责特区插着五星红旗，社会主义已经看不到了，特区现在已经姓资不姓社了。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特区党委书记梁湘指着特区地图介绍说，特区工业总产值比1982年翻一番，比1979年增长10倍。

邓小平一直沉默不说话，北方舆论的警惕令梁湘心里没底，看着邓小平，梁湘动情地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提倡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着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邓小平没说话，随后考察整个特区。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广州写下一句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南巡最终以新闻播发全国，两个月后，中央作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重大决定，中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大格局。

那一年的夏天，不顾家人强烈反对的马云参加第三次高考，这一拿到数学试卷，再也没有眼前一黑的感觉，数学考了89分，可总分离本科线还差5分。当时舆论都在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英语专业很不热门，根本招不满，马云凭借英语成绩获得升本科的机会，破格被杭州师范学院录入外语本科专业。

进入大学后，马云不再打架了，成了品学皆有的好学生，英语成绩更是稳坐外语系前五，还当选了学生会主席，两届杭州市学联主席。那一年，唐万新上学的耐心已经快到极点了，总想着早点离开学校一展赚钱身手。

唐万新想着赚钱时，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大街小巷，反精神污染运动如火如荼。那个时候除了唱歌被视为靡靡之音，穿衣都会与思想问题捆绑在一起。

1984年9月，纺织工业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到淄博出差时，身穿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立即登上报纸的头条。吴文英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紧张，吴文英说，要顶住闲言碎语，要解放思想，不要用50年代的服装观点看到80年代的穿衣问题。

那一年的冬天，柳传志已经40岁了，作为书香门第的子弟，决定解放一下自己的思想，岂能如此清闲地过一辈子？当时，63岁的老父亲柳谷书这一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国专利代理公司。那个时候很多想到中国合资建厂的外国人对中国法律不懂，就先到香港咨询柳谷书。

柳老爷子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法律颇为熟悉，尤其是美国律师是最吃香的。外国人来咨询，老头儿说：“来吧，一小时500美金。”那个时候，首都经贸大学有一个年轻教师高西庆，他老爸11岁就参加革命，跟毛泽东一起长征，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听国外律师那么赚钱，一咬牙考上了杜克大学法学院，揣着尼克松奖学金留美去了。

柳传志决定换个活法。

中国科学院正处于转型之际，尽管各种研究所超过100多个，可是科研水平离国际水准差的越来越大。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了一家新技术发展公司，柳传志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新公司有什么打算。

柳青已经五岁，她未来的搭档、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开始学习走路，柳青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懂事，柳传志不需要太操心，听领导问话，一拍胸脯，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 20平米的公司里没有电脑，两张抽屉书桌是人家丢弃的废品，柳传志跟同事们捡拾回来，摆在水泥地面上就开始办公。

中科院的金字招牌下，40岁的柳传志没有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项目，整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逛游，跟无头苍蝇一样。公司里11号人等着吃喝，柳传志四处打探机会，有一天听说江西有个女人手上有一批彩电，只要一倒手，每台就可以赚1000块，简直就是印钞机。柳传志立即派人回款过去，预付款14万打过去，才发现那个女人就是个骗子。20万的开办经费，70%的钱打水漂了，那个时候柳传志的工资是105块。

王石的倒爷生意风生水起，柳传志的倒爷生意没想到一出手就失败了。好不容易熬到1985年跟IBM采购了500台电脑，赚了70万的服务费，没想到这竟跟IBM结下了不解之缘，20年后收购了IBM的PC业务。

柳传志为11号员工生计乱闯时，广东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已经将目光瞄准远在洛杉矶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到底喝什么饮料呢？李经纬手上有一款新饮料，包装、商标都没有。李经纬想通过中国代表团将这一款饮品推向全球。

1983年去广州出差，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的李经纬一咬牙，一定要做一款像可口可乐一样风靡全球的东方魔水。那个时候，李经纬领导的酒厂利润几万块。奥运会之前，亚足联要在广州开个会，李经纬带着他的魔水找到国家体委的人，体育官员问你这饮料叫啥名字？李经纬灵机一动，说：“健力宝。”李经纬想向国家体委的官员暗示有保健作用。李经纬的健力宝犹如魔水一般一炮而红。

李经纬纵横捭阖时，正在安徽统计局办公室里编写统计软件的史玉柱，一边敲击着键盘，一边发誓要做中国的IBM，那个时候柳传志还没有跟IBM搭上线，史玉柱后来创办了巨人集团。倒是跟史玉柱同样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段永平从北京电子管厂拂袖而去，同样发着誓，再也不会到国营厂上班，段永平后来创办了小霸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而在惠州一个仓库里开厂的李东升，已经开始跟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王石正在谋划还要不要继续倒卖玉米，是不是跟香港人做点电器生意，李东升在仓库里的那个公司后来收购法国人的汤姆逊集团，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TCL。当年，广东桂荣镇成立的珠江冰箱，历经数年，演变成家电领域传奇的科龙，他后来的主人顾雏军刚刚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

柳传志、史玉柱、段永平、张瑞敏、李东升、李经纬，海尔、联想、步步高、TCL、健力宝、科龙等等一批日后中国企业界的领军人物和大放异彩的企业，在这一年悉数登台。

可是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齐聚福州，联名在《福建日报》上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发出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谨慎而又恳切地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55位厂长希望政府在人事权、财权、企业自营权方面松绑。

厂长们的联名信中反应的问题，正式段永平告别国营企业的根源。段永平下海时，北京满大街流行一句话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全名经商成为热潮。

在监狱里关了11个月的牟其中第二次出狱了，他在办公室里挂了一幅《好猫图》，尽管他一直没有入党，但是一直紧跟着北京的步伐，他挂着《好猫图》，正是要紧跟邓小平的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牟其中开始不停地注册公司，他觉得万县就是个小地方，决定第二年春天上北京。那一年，冯仑刚中央党校毕业，潘石屹也刚进入石油部工作，他们很快就会成为牟其中的麾下，开始一个伟大而华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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