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非子的生平，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如下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司马迁在这里直接点题，说韩非喜欢刑名法术之学，这也是韩非子被视之为法家重要人物的理论依据之一。一般而言，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个个能言善道，口若悬河，然而韩非子却很特别，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而他的文章又是那样的有气势，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敏于事而讷于言”。韩非子的老师是著名的荀子，韩非跟着荀子学习的时候，他的同学中还有一位名人，那就是李斯，但李斯自我感觉才能比不上韩非。
在战国时代，韩国屡次被秦国打败，面对国家的危机，韩非多次上书给韩王，希望韩王能够接受自己的法家观念，以此让国家强盛起来，但韩王却完全听不进韩非的建议。这个阶段，韩非所做的一些文章却传到了秦国：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韩非子撰《韩非子》二十卷，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管韩合刻本
秦王读到了韩非所作的《孤愤》和《五蠹》，大为惊叹，称若能有这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将死无遗憾，而此时李斯已经在秦国任职，于是他告诉秦王说，这些著作乃是他的同学韩非所写，秦王听到后，立即派兵攻打韩国，要把韩非子从韩国手中夺过来。韩王原本就看不上韩非，面对此况，立即派韩非任使者，前往秦国。秦王得到了韩非，大感高兴，但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立即重用韩非。虽然如此，韩非的到来还是让李斯感到了威胁，于是他就跟姚贾一起在秦王那里说韩非的坏话。他们说，韩非乃是韩国的公子之一，而今秦王要吞并各个诸侯，韩非肯定会阻止吞并韩国，如果不重用韩非的话，不如将他杀掉。
秦王竟然认为李斯说得对，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把韩非关进了监狱，而后李斯派人把毒药送给韩非，让他自杀。此时的韩非特别想见到秦王，来一洗自己的冤情，可他却无法得见，只好一死了之。此事过了不久，秦王就后悔了，于是马上赦免韩非的死刑，然而此时韩非已经离开了人世。
关于韩非的生平，后世大约都是引用《史记》上的这段说法，而他的生卒年，后人只能通过推论来作出大约的判断。比如钱穆认为韩非和李斯是同学，于是他就假定韩非和李斯的年龄相当，而后以此来推论韩非生于公元前281年，死的时候大约在四十八岁。
韩非子撰《韩非子》二十卷，清嘉庆九年姑苏聚文堂刻十字全书本
对于韩非的学术思想，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所译注的《韩非子》中称：“韩非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看来，只有法律能够至高无上。统治国家之术，除了法律，用不着其他的东西，而国家的富强，也是因为有了健全的法令才能够实现。韩非在《五蠹》中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者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这段话可谓是韩非法家思想的集中论述。对于他这种思想的来由，高华平等译注的《韩非子》中说：“韩非的法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战国以来早期法家特别是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个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
一般而言，先秦诸子都是由姓氏加一个尊称的“子”字，比如孔丘被称为“孔子”，孟轲被称为“孟子”，而列御寇被称为“列子”，依据这种习惯，韩非也被称为“韩子”，故而他的著作在历史上也称为《韩子》。然而到了宋代却发生了转变，因为宋代尊唐代的韩愈为“韩子”，这使得两个名称产生了混淆，于是宋代人就把韩非所作的《韩子》一书改称为《韩非子》，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日。
韩非子撰《韩非子》二十卷，清嘉庆二十三年金椒吴氏四室学士祠堂刻本，书牌
《韩非子》一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著录：“《韩子》五十五篇”，而流传至今的《韩非子》一书也恰好是五十五篇，表面上看，他的著作没有遗失，可是后人经过考证，认定书中已经掺杂了他人的思想以及作品，比如梁启超在《韩子浅解·前言》中说：“现在的《韩子》和《汉志》所著录的《韩子》篇数完全相同。可是，如果从书的内容上看，今本五十五篇的内容是不是就是《汉志》所著录那五十五篇的内容，这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了。再深一层追问：《汉志》所著录的五十五篇《韩子》，是不是完全成于韩非本人之手，那问题就更多了。据我很粗浅的认识：在今本《韩子》中，大概大部分篇章是成于韩非本人之手的。”梁启超在这里提出，今天所看到的五十五篇内容是否就是当年《汉书·艺文志》所载，是有疑问的，但其中大部分还是韩非本人的著作。
那究竟哪些著作已经被后人改头换面了呢？梁启超在该文中接着说：“也有不是韩非的作品而混入《韩子》书的篇，如《初见秦》篇。也有前半篇是韩非的作品，后半篇是别人的作品的篇，如《存韩》篇。也有后人纂集《韩子》书各篇现成的语句，略加增减或修改，凑合成篇的篇，如《人主》篇和《二柄》篇。也有像是战国末或秦汉间法术家的文章，一边混入《韩子》书《有度》篇，一边又混入《管子·明法》篇。也有本来是公孙鞅的作品，见于《商君书·靳令》篇，被抄入《韩子》书《饬令》篇。这一切，虽然不是‘赝品’或‘假东西’，却是《韩子》书中的‘大问题’。”
关于流传至今的《韩非子》一书中，究竟哪些是韩非本人所作，相关专家有着不同的意见，于此不再展开细聊，但毕竟早在司马迁时代他已经记录下来韩非一书中的几个篇名，而这几篇文章当是韩非所作无疑。
虽然《韩非子》主要表达的是他的政见，然而该书所具有的文学性也受到了后世的广泛关注。早在唐代，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就夸赞《韩子》称：“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显然这句话是从《韩子》的文学色彩角度而言。而《韩非子》一书到了明代，更加受到当时散文家的关注，凌瀛初在《〈韩非子〉凡例》中的按语中说：“今铅椠之士，艳其文词，珍为帐中物也，靡不家习而户尊之。”看来，那个时代就有不少人学习韩非的文风。
尽管，《韩非子》更多的是表现他的政治思想，可是到了后世，却有不少的文人从艺术角度来学习《韩非子》，故明门无子在《刻〈韩子迂评〉序》中说：“今世之学者，皆知嗜韩子之文，而不得其用。”
韩非子撰《韩非子》二十卷，清嘉庆二十三年金椒吴氏四室学士祠堂刻本，卷首
关于韩非子的语言特色，郭沫若曾经对先秦的四大散文家进行了简要的点评：“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正是郭沫若的总结，使得不少人将孟子、庄子、荀子和韩子并称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而在这里，郭沫若把韩非子的文风用一个词予以概括——峻峭。其实，早在清乾隆年间，校刊大家卢文弨就有过类似的评价：“非之辞辩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书〈韩非子〉后》）卢文弨在这里用了“锋锐”二字，想来这两个字跟“峻峭”应属同义。而有类似评价者，还有明末的王世贞：“非子之所为言，虽凿凿，衡名实，推见至隐……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合刻〈管子〉〈韩非子〉序》）王世贞在这里用“峭而深”来形容韩非子的文风。
以上所评均是从《韩非子》一书的整体风格而言，其实该书中的每一个篇章间也有着细微的差别，对这些细微差别的辨析，以黄舜所撰《韩非论》最为全面：“韩非的文章，以驳论的造诣为高，而以《难势》为最；立论气势磅礴时或杂，而以《奸劫弑臣》为优；驳而立者旗帜鲜明时或放，而以《显学》为棒；立论兼抒怀激动人心时或紊，而以《孤愤》为淳；总结事备意赅时或粗，而以《八经》为富；随笔短小精悍时或单，而以《大体》为美；故事妙趣横生时或猜，而以《说林》为趣；诠释迭相发明时或省，而以《解老》独占鳌头。”
黄舜给《韩非子》书中的每个篇章予以了不同的评价，而每句评语仅用一个字，这倒确实是简洁明了。而有意思的是，黄舜在《韩非论》的第十二章“《韩非子》的文学价值”中认定，书中的一些散文其实是有诗的味道，比如他将《解老》一篇作了如下格式上的排列：
天得之以高，
地得之以藏，
维斗得之以成其威，
日月得之以恒其光，
五常得之以常其位，
列星得之以端其行，
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
轩辕得之以擅四方，
赤松得之与天地统，
圣人得之以成文章。
道，与尧、舜俱智。
与接舆俱狂，
与桀、纣俱灭，
与汤、武俱昌。
而后黄舜对此作出了如下断语：“这是掩藏在散文中的中国第一首长篇哲理诗，它对‘道’的歌颂，句数之多，且隔行押韵。”除此之外，黄舜还在该章中总结出《韩非子》中的一些修辞手法，比如同样是《解老》中的一段，黄舜认为韩非用了联珠的修辞手法：
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而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害至；祸害至疾婴内；疾婴内则痛祸薄外；痛祸薄外则苦痛杂于肠胃之间；苦痛杂于肠胃之间则伤人也惨；惨则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于欲利。
这段话中，每前一个短句的句末与下一个短句的句首都相同。余外《韩非子》中还有太多的排比句，而黄舜在文中将《八经》中的一段作了单句排列：
参言以知其诚，
易视以改其泽，
执见以得非常。
一用以务近习，
重言以惧远使。
举往以悉其前，
即迩以知其内，
疏置以知其外。
握明以问所暗，
诡使以绝黩泄。
倒言以尝所疑，
论反以得阴奸。
设谏以纲独为，
举错以观奸动。
明说以诱避过，
卑适以观直谄。
宣闻以通未见，
作斗以散朋党。
深一以警众心，
泄异以易其虑。
在这里，韩非用了二十个排比句。正因为《韩非子》中运用了这么多的修辞手法，故该书被后世从文学性上予以解读，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张觉在《韩非子考论》中，将该书的文学价值总结为五个方面，其中第二方面为：“势如破竹的说服力——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折服的论据。”而其第五方面则为：“动人心扉的感染力——悲愤激越的感情，挥洒自如的修辞。”对于这一点，张觉引用了明茅坤在《〈韩子迂评〉后语》中的评价：“一开帙，而爽然、砉然、赫然、渤然，英精晃荡，声中黄宫，耳有闻，目有见。”由此可见，《韩非子》一书有着何等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