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清初的几个大儒那里开始，像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反思明亡的原因之时，或多或少都会将好谈空论的宋学归为使得明亡的精神因素，而由此开始对宋学的批评。跟着前人的步伐，清代的阎若璩、胡渭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特点，潜心研究经义，向汉儒靠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术却正经历着一个明显的变化，明末清初先儒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逐渐被修正，走向片面地强调通经、重视实证、脱离现实的道路。
惠栋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汉学的旗帜，在他的影响之下，王鸣盛、钱大昕以及稍后的戴震等人引领考据潮流，开创乾嘉学派。整个学术界也形成“从事于词章十之七，从事于训诂十之二，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的局面，汉学达到鼎盛。宋学衰微。
但凡谈论清代今古文之争或者清代学术发展，方东树《汉学商兑》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一个弯。在天下学子几乎都陷于考据当中不能自拔，方东树是如何敢冒天下之大大不韪全面炮轰正在巅峰的汉学呢？
他从一开始就激烈批评汉学发端的“理学亡国论”。“世之鄙儒乃尤痛诋道学，力攻程朱，甚且以明之亡归咎于讲程朱之学，是恶知天下古今得失之大数乎？”使用“鄙儒”、“恶知”可见其言辞的激烈程度。方东树不仅在理论上发难，对清代几位汉学考据大师的直接的批评更是不留情面。
方东树对于汉学的批评为他带来的只有落魄的生活和学术圈的排斥。多次参加科考从未获得功名，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各地辗转，生活非常贫困，尤其是在扬州的几年，及其潦倒。扬州是当时考据学的中心，繁荣的江南名城为方东树带来的只有嘲笑和贫穷，其妻子在病危之际，方东树却不得不为生存而离家远行，他对扬州学派的批评我想与生活经历也有相当的关系。
方东树是孤独的，而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他是宋学的支持者。方东树生活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七年到咸丰元年，七十九年间绝大多数他都在与汉学对抗。从师承的角度来讲，他尊宋的态度与姚鼐和桐城派息息相关。姚鼐和桐城文派特点之一便是看重宋学，尤其尊崇朱熹，而对于考证学则是常常秉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姚鼐对于汉学的长处仍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希望能够将义理、考证以及辞章合为一体，这样既能避免宋学的空洞和汉学脱离现实的弊病。
方东树对于老师这一点非常认可，虽然他尊崇宋学，但是仍然拥有很深厚的考证学功底。而且经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汉学商兑》当中，方东树经常采用的一个模式是引用汉学学者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语，然后从学理和义理两个角度对其进行批评。他这一手段非常高明，用汉学的方法攻击汉学，这使得《汉学商兑》能够在他在世之时就可以刊行。因为在汉学兴盛之时，也不是没人对其进行反思，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很多批判汉学的内容，但碍于压力，这一部分的内容直到他死后才全部刊行。
方东树对于汉学弊病的把握十分之精准。在汉学家的思维当中，他们认为六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通过自己客观且严谨的考证与研究，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古代制度之真正面貌。而这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地方，他们是客观的研究，而不是宋学的玄想，因此可以完全避免宋学之间各种理论流派的争吵。
但方东树及其敏锐，汉学的理论预想看似十分完美，但是他们也仍然存在着争论。标榜客观的研究，但是往往在同一个器物或者文献上得出互相冲突的结论。他熟知考据学的成果，直接向汉学家发难：“又按汉学诸人，简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迄不知谁为定论。”
以往汉学攻击王阳明，人人都以自己“心”作为真理的依据，各执其辞，从而争端不休。但是标榜客观的汉学为什么同样拥有这样的问题。方东树其实已经指出汉学发展的道光年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典范上的危机。
方东树再接再厉，更进一步指出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种从“实学”到“虚学”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因为顾炎武、黄宗羲他们有着深刻的现实危机，明亡的冲击带给他们的影响太过于剧烈，国亡之时，宋学各派仍然争碟不休，他们试图用实证的考据来纠正宋学，从而恢复三代面貌，重现圣人的设想，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这是整个考证学的大前提。在钱大昕、戴震等人也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关怀。
但遗憾的是，在清中后期整个政治高压环境之下，一般学者在经世与现实方面无法着墨过多，同时他们限于功力，在考据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以至整个社会风气都沉浸在故纸堆当中，这是方东树真正关怀所在，这也是他提倡宋学的初衷。同时讽刺的是，汉学家努力探索上古三代的圣人所在的社会制度、风情。吊诡的是当他们探索的越多，却越困惑，因为他们发现所谓的圣人之道在当今的社会根本无法实行。那汉学的考据还有意义吗？
方东树在士大夫的心理上凿开了一道裂痕。
《汉学商兑》被阮元刊行的时间是1831年，但一般认为方东树成书的时间大致是在十年前左右。可见方东树是经过长时间的反思与酝酿的。此时，清朝内部已经出现了诸多现实危机，从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动乱开始，社会动荡不断。道德败坏和官僚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然而士大夫们对此却无能为力，知识与现实出现了断裂。
不久之后的鸦片战争更是加剧了这种危机，《汉学商兑》也彻底“火了”。危机之下，汉学“无能”，宋学虽然未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其与现实相联系的理论，更容易受到直接面对和处理危机的官员青睐。而道光以来诸多有作为的大臣都秉持宋学的理念。
道光以来汉宋之争，不仅只是学术之间的论争，其背后的现实背景是更为深刻的源头。巨大危机之下汉学无法解决，必然会有代替者出现，人心思变。而在当时中国内部的思想资源中，也只有宋学能够担此重任，而方东树正是这一思想运动的先驱。
撰稿/素白【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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