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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作品
巍巍金庸
文 | 余秋雨
1
那天中午，在香港，企业家余志明先生请我和妻子在一家饭店吃饭。
慢慢地吃完了，余志明先生向服务生举手，示意结账。一个胖胖的服务生满面笑容地过来说：“你们这一桌的账，已经有人结过了。”
“谁结的？”余志明先生十分意外。
服务生指向大厅西角落的一个桌子，余志明先生就朝那个桌子走过去，想看看是哪位朋友要代他请客。但走了一半就慌张地回来了，对我说：“不好，给我们付账的，是金庸先生！”
余志明先生当然认得出金庸先生，但未曾交往，于是立即肯定金庸先生付账是冲我来的。那么要感谢，也只有我去。
到了金庸先生桌边，原来他是与台湾的出版人在用餐。这桌子离我们的桌子不近，他不知怎么远远地发现了我。看到我们过去，他站起身来，说：“我认识秋雨那么多年，一直没机会请吃饭，今天是顺便，小意思。”
2
确实认识很多年了。
最早知道金庸先生关注我，是在二十六年前。有一位朋友告诉我，金庸先生在一次演讲时说：“余秋雨先生的家与我的家，只隔了一条江，对面对。”
这件事他好像搞错了。他的家在海宁，我的家在余姚，并不近，隔的不是一条江，而是一个杭州湾。他可能是把余姚误听成了余杭。
初次见面时，我告诉他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我的书被严重盗版，据有关部门统计，盗版本是正版本的十八倍。我随即发表了一个措辞温和的“反盗版声明”。没想到北京有一份大报登出文章讽刺我，说：“金庸先生的书也被大量盗版，但那么多年他却一声不响，一言不发，这才是大家风范、大将风度。余秋雨先生应该向这位文学前辈好好学习。”
金庸先生听我一说，立即板起了脸，气得结结巴巴地说：“强盗逻辑！这实在是强盗……逻辑！”
他如此愤怒，让我有点后悔不该这么告诉他。但在愤怒中，他立即把我当作了“患难兄弟”，坐下来与我历数他遭受盗版的种种事端。他说，除了盗版，还有伪版，一个字也不是他写的，却署着“金庸新著”而大卖。找人前去查问，那人却说，他最近起了一个笔名，叫“金庸新”。
我遭遇的盗版怪事更多，给他讲了十几起。他开始听的时候还面有怒色，频频摇头，但听到后来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这些盗贼实在是狡黠极了，也灵巧极了，为什么不用这个脑子做点好事？”
我说，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我都不生气，相信他笔下的武侠英豪迟早会到出版界来除暴安良。
他说：“最荒唐的不是盗版，而是你刚才说的报刊。我办《民报》多年，对这事有敏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传媒敢于公开支持盗版，因为这就像公开支持贩毒、印伪钞，怎么了得！”
在这之后，我与他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北京举办一些跨地域的重大文化仪式，总会邀请他与我同台。甚至全国首届网络文学评奖，聘请他和我担任评委会正副主任。颁奖仪式他不能赶到北京参加，就托我在致辞时代他说几句。平日，我又与他一起听李祥霆先生弹奏的古琴，喝何作如先生冲泡的普洱茶，彼此静静地对坐着，像是坐在唐代王维的别墅里。
有一天，在一个人头济济的庞大聚会中，他一见到我就挤过来说，北京有一个青年作家公开调侃他不会写文章，而且说浙江人都不会写，一个记者问起这件事，他就回答，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我立即说：“已经看到了报道，您太抬举我了。其实那个青年作家是说着玩，您不要在意。”
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不太愉快的事。
一件好像是，某次重编中学语文教材，减少了原先过于密集的五四老作家的作品，增加了一段金庸作品中的片断，没想到立即在文学评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说怎么能引导年轻一代卷入武侠；另一件是，金庸先生接受浙江大学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不少学生断言他只是一位通俗武侠小说家，没有资格，一时非议滔滔，一些教师和评论者也出言不逊，把事情闹得非常尴尬。
这两件事，反映了当时大陆文化教学领域的浅陋和保守。大家居然面对一位年迈的文学大师而顽冥不知，还振振有词，劈头盖脸，实在是巨大的悲哀。
我立即发表文章，认为“金庸的小说，以现代叙事方式大规模地解构并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化，成就不低于五四老作家群体”。
我还到浙江大学发表演讲，说：“东方世界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会梦想让金庸先生担任文学院院长，但没有一所大学能够相信梦想成真。不知浙江大学如何获得天匙，他来了。你们本来有幸成为本世纪一位文化巨人的学生，但是你们因无知而失礼，终于失去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师承身份。”
显然这是重话，我对着几千学生大声讲出，全场一片寂静。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进行更系统地阐述。因为，“金庸是谁”，已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文化界的多数评论家还只把他说成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并不错，但不到位。
3
事情还要从远处说起。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爆发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最后都指向了文化的重新选择。文化的重新选择应该首先在文艺上有强烈表现，例如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的每次重新选择都是这样，但中国在这方面却表现得颇为混乱和黯淡。
有人主张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提出“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这既不公平，也做不到，因为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至今的悠久文明，绝不可能如此粗暴地被彻底否定。而且，彻底否定之后改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填补，这些人完全没有方案。他们自己写的作品，虽然在话语形式上做了改变，却没有提供任何足以代表新世纪的重大文学成果。
有人相反，主张复古倒退，因循守旧。这在陷于危亡的形势下更不会有成果了，参与者之一林琴南还在别人帮助下翻译了大量西方作品，因此便成了一种言行不一的虚伪论调。
更多的人是躲避了文化本体的建设重任，只把文学贬低为摹写身边现实，发泄内心情绪的工具。所谓现代文学史，大多由这样的作品组成，因此显得简陋和浅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三拨人无论骂着、供着或躲着，谁也没有直接去碰触，去改造，去更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金庸。他不做中国文化的背叛者、守陵者和逃遁者，而是温和而又大胆地调整了它的结构，重新寻找出其间跨时空的故事因素并全面更新了讲述能力，再以现代都市的传播方式使之具备了当下发散的巨大魅力。
因此，他是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于现代都市的文学创新者。
两年前，我曾应潘耀明先生之邀，在香港作家联谊会的一次聚会中，做了以下三方面的演讲——
第一，金庸在守护中华文化魂魄的前提下，挪移了这种文化的重心。重心不在儒家了，也不在彻底反叛的一方，而是挪移到了最有人格特征和行为张力的墨家、侠家、道家和隐士身上。这是以现代美学和世界美学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长廊内所做的一次重新发现。重新发现的结果，仍然属于这种文化、这部历史、这片山水，只是由于割弃了僵滞，唤醒了生机，全盘皆活。因此，如果原先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下一代和外国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活力，也并非误读。这中间当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局部反叛”，但这种局部反叛比彻底反叛更加重要，因为它调皮地抽取并延展了一种古老文化的宽阔生命。
第二，他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动用的是纯粹的小说手法，那就是讲故事，或者说“精妙叙事”。中国现代作家可能是心理压力太重，虽然文笔不错，也能描写，却严重缺少讲故事的能力，几乎没留下什么真正精彩的故事。本来，小说的基本功能就是讲故事。以万般虚拟故事的无常和有序，来补充人生的无常和有序，乃是天下小说家的天职。金庸在小说中所讲的故事，有别于《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水浒传》的典型化，《西游记》的寓言化，《聊斋志异》的妖魅化和《红楼梦》的整体幻灭化，而是溶化这一切，归之于恩怨情仇的生命行动。这种生命行动就是故事的本体，不再负载其他包袱，因此显得快捷、爽利、生气勃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尽到了一个小说家最质朴的职业本分。需要说明的是，为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编好故事，已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一种共同承担。对于这一点，金庸很早已经领悟。
第三，就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由于起自于“说书”场所，决定了它们的内在结构和表达节奏，金庸的小说也因产生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和功能。这些为了逐日连载而写成的小说，几乎天然地具有强烈的情节性、行动性和悬念的粘着性。而且，它们又必须快速流传，流传在信息密集、反馈迅捷的街市间，人人抢读，处处谈论，随之也就成了现代都市生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金庸不但让现代都市接受了他的江湖，而且让现代都市也演变成了他的江湖。江湖的本来含义，应该是“一个隐潜型、散落型的道义行动系统”；自从有了金庸，江湖搬到了城里，搬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间，它的含义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幻想型的恩怨补偿系统”。对于这样的一个江湖，香港不仅欣赏了，而且加入了。结果，金庸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似乎也都取得了“香港户口”。香港因金庸而产生了文化素质上的改变，这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作家做到过。
以上这三个方面，金庸显得既勇敢又沉着。他说北京有青年作家调侃他不会写文章，我大概猜出这位青年作家是谁了。这位青年作家很有才华，善于在反讽中解构，在解构中幽默，创造了新一代的文学风范。但他在反讽金庸时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前辈，完成了更艰难的解构。把庞大的古典文化解构成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现代江湖，居然还让当代青年着迷，这还不幽默么？
海明威坚信，最高的象征不像象征。那么我们也可以顺着推演下去，最高的解构不像解构，最高的突破不像突破，最高的创新不像创新。金庸的小说，从总体上也可以看成是绣满了古典纹样的“后现代文学”。
细细想来，金庸只有在香港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文学工程。为此，我更要对香港文化高看一眼。
听了我上面这个演讲，香港作联会的好几位年长作家问我，这种观点会不会引起大陆那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不悦？我说，让他们不悦去，我其实是在帮助他们。背靠着神奇的大湖视而不见，却总是在挖掘那些小沟小井，挖掘得一片狼藉。我劝他们转个身，看一眼水光天色，波涌浪叠，然后，到水边洗净自己身上的污泥和汗渍。
4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年过八旬的金庸先生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到英国去攻读博士学位。
很多媒体用嘲讽的语言进行了简略报道，说他是“为了一圆早年失学的梦”。我知道，这又是那些拿到过某些学位的评论者在借着金庸而自我得意了，就像当年放言金庸不能进课本，不能做院长那样。
金庸早已获得各种文化荣衔和国际名校的荣誉学位，还会在乎那种虚名吗？他是要在垂暮之年体验一种学生生活，就像有的健康老人要以跳伞来庆祝自己的九十寿辰、百岁寿辰一样。这种岁月倒置，包含着穿越世俗伦常的无羁人性。
我只担心，他如此高龄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过那样的学生生活，身体是否能够适应？
他妻子对我说：“已经劝不住了。如果你能劝住，我会摆宴请你吃饭。”
当然劝不住。
我只得问金庸先生：“你攻读学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金庸说：“研究匈奴被汉朝击溃后西逃欧洲的路线。”
我一惊，这实在是一个最高等级的历史难题。匈奴没有能够灭得了大汉王朝，却在几代之后与欧洲的蛮族一起灭掉了罗马帝国。但由于他们没用文字，不喜表达，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资料。我在世界性的文化考察中，也常常对这个难题深深着迷，却难以下手。
我问：“你的导师有多大年龄了？”
金庸笑了一下，说：“四十多岁。”
我知道他并不企图把这个难题研究清楚，而只想在那条千年荒路上寻找一些依稀脚印。即使找不到，他也会很愉快，返回时一定满脸泛动着长途夜行者的神秘笑容。而且，最让他得意的，是暮年夜行。
后来，我终于看到了他穿着红色学袍接受学位的镜头，身边是一大群同时获得学位的西方学子。
这些西方学子也许不知道，这位与他们一起排队的东方人是谁，有多大年纪。他们一定不知道，今天，自己与星座并肩同行。
面对这个镜头我笑了。眼前是一个最完整的大侠，侠到不能再侠；也是一种最顶级的美学，美到不能再美。这比东西方所有伟大作家的暮年，都更接近天道。在这种天道中，辽阔的时空全都翻卷成了孩童般的游戏任性，然后告知世间，何为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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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县，中国著名当代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作家、散文家。余秋雨以擅写历史文化散文著称，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在出版后广受欢迎。此外，他还著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