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史林》（ 1999年第一期）。
本文来源：《史林》1999年第一期
本文转自：勿食我黍
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
本文主要探讨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汇在晚清的翻译与使用。
一
自由(Liberty)，在马礼逊《字典》(1822)中，译为“自由之理”。在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中，被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以中文“自由”二字释Liberty自此始。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中，被解释为“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并加了，natural liberty(任从心意)，civil liberty(法中任行)，political liberty(国治己之权)等具体解释。二十世纪初商务印务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主要沿用罗存德的解释。
“自由”一词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出现。汉代郑玄在《礼记·少仪》“清见不清退”的注文中，已有“去止不敢自由”一语，《三国志·吴书·朱桓传》有 “节度不得自由“之语，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亦有“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句。但这些“自由“都不是作为政治或析学词汇存在的，与近代的自由概念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
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新约》中有“自由”一词：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 或愿常住入籍，或随进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才有利益。[1]
这个“自由”的用法与中国古代用法没有多少差别。
1885年12月23日，英文《字林西报》的文章中夹有中文“自由党”译名。1887年，《申报》有一篇文章，《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介绍了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介绍了培根等人在这方面的理解。文中关于“自由”的原则是这样写的：
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相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君曰可而民尽曰否，不得行也。民尽曰可，而君独曰否，亦不得行也。盖所谓国事者，君与庶民共之者也。虽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宵之。盖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义，非君一人所能予夺其间，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维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爱，怀刑而畏罚，虽至老死，不涉讼庭，不见官长，以优游于牗下，晚饭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富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即贫且贱，何害焉。此之谓自由。[2]
这是现在所见到的晚清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最早具体介绍。在此前后，1885年，傅兰雅与应祖锡翻译《佐治当言》，1890年前后何启、胡礼垣作《新政真诊》，都介绍了自由思想，但都作“自主之权“而不是自由。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函》一文中，介绍了自由原则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起来，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自由与不自由：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使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喊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3]
1900年《万国公报》从第136册起连载斯宾寒尔《自由篇)) ， 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John S. Mill)的on Liberty，定名《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将此书翻译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
以上所述，是自由一词及自由思想传入晚清中国的简单过程。
二
民主(Democracy)，在马礼逊《字典》里，解释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仅
此一句，大概他找不出合适的中文词汇，所以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在麦都思的《英汉字典》里，解释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似意存贬抑。罗存德《英华字典》解释与麦都思类似，“民政，众人管辖，白一姓弄权”。商务印书馆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的解释，与罗存德的语气上略有差异，“民政，白一姓操权，民主之国政”，将“弄权”改为“操权”。如果说，在麦都思那里，对Democracy还基本持贬义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初，在商务印书馆的词典中，至少已是中性词汇了。
在中文里，民主本来的含义是“民之主”。《尚书》。云：“简代夏作民主” ；《左传》云：“其语偷不似民主”。这些民主都是民之主；在晚清，“民主”一词的含义，不完全与西文Democracy对应，有时指民主政体。
1864年，丁匙良在《万国公法》中多次使用“民主“一词：“美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4]；“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5]；遣使接使之职，“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6]。其后，中国出使人员在谈到民主政体时，普遍使用这一词语。1870年代，郭高熹在日记中多次使用这一词汇：“刘云生云：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7]
“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8]。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称，世界各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9]。这里的民主，已主要是“民为主”了。
晚清“民主”一词有时指“民之主”，是民主国家元首的意思，《万国公报》曾多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主”：“美国民主易人”、“选举民主” [10]。“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为始”[11]。1890年11月这个“民之主”与中国古代“民之主”在词性上是相同的，但含义却不同，有 “民为主”的意思。《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便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民主这个旧词新用，巧妙地利用了汉字构词的灵活性。
三
总统(President)，马礼逊《字典》中，译为“长，头目”。在麦都思《英汉字典》中，译为“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等。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除了沿用麦都思的翻译，另外加了一句话：“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花旗合部大宪“。在商务印书馆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也有这句英文，但中文释义已是“美国总统”。
民主国家的总统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东西，所以，在近代开头几十年里，对President所用的译名称呼有好几个：
一、头人。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蒋枚钻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米利坚“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阉轮充，四年一换。
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12]。
二、总理。1819年麦都思编写的《地理便童略传》，将美国元首称为“总理”：六十九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土，反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其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13]。
三、国主。1838年郭实腊在新加坡出版的《古今万国纲鉴》卷二十《亚墨理驾列国之史》称美国元首为“国主”：
民不服虐政，择国之尊贵者为公会摄国政，乘力驱逐英吉利军。一国主被民选，或三年或六年，承接大统也。各省设公会，且此公会之尊贵人，赴国之大统合院，商量妥议国事[14]。
四、酋、酋长、大酋。鸦片战争前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中称，米利坚“设十二酋长以理事“，“酋死，复公举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称美国总统为大酋“：美国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目不四载即受代“[15]。
五、邦长。1860年洪仁歼在《资政新篇》中称美国“邦长五年一任，限以棒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
六、统领、总统领、大统领、总统。
从鸦片战争以前到1870年代，这类称呼很多。1838、年袖管裨治文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称美国元首为“统领”。1844年梁廷楠在《合省国说》中沿用“统领”之名：“通国设一统领，又设一副统领为之佐”。1844年徐继人舍在《赢寰考略》中写道：美国在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16]。
1860年玛桂芬在《校邠庐抗议》手稿中称，“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了”[17]。
1875年出版的土韬《瓮煽余谈》，称美国总统为“大统领”。“花旗立法之善，海外诸邦皆所不逮。所谓一国中大统领者，岁棒以银二万五千圆”[18]。
至19世纪70年代，报刊已将President习称为“总统”。如1878年1月12日《申报》所载《论泰西国势》一文，多处使用“总统“一词，如华盛顿创立推举之法，“惟以民望所归居总统之任”云云。
“总统”是个老词，在中文里原有二义，一是总管、总揽的意思，是动词。《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了，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二是军官名，在清代是指近卫营长官。近代所用总统，显然是取古代“总统”总管、总揽的意思，是动词的名词化，是“总统领”的简化。
对于将President译为“首领“，有些西方人表示不能容忍。1879年，一位寓居上海的西方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是在中文里，“首领”最好的含义是指炮艇上的船长，通常的含义是指强盗头了，而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竞然首创用“首”领“翻译President，真是荒唐透顶.[19]所谓首创这一译法，估计是指上文提到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称美国元首为“统领”。
七、皇帝、国君、国皇。1860年代至1870年代，《教会新报》《万国公报》颇多这类用法，如“美国皇帝传贤不传了”，“前禅让之君毕尔思亮”[20]；“美国君主四年换立，皆由民问公众尊之”[21] ；“现今之美皇古难得，亦已续接四年，是两次也”[22]。
八、民主。引文见前。
九、伯勒格斯、伯理喜顿、伯理玺天德。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已有“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云云。1850年代帮助慕维廉翻译西书的蒋敦复称：
邦之百姓，推择一人统其众，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称)。众伯勒格斯中推择一人为大伯勒格斯，军国大事，咸取决焉。[23] 。
1868年随使欧美的志刚称：
十六日，蒲使等公同往渴伯理喜顿。一，即将国书递与伯理喜顿亲接展示。[24]
1864年出版的丁匙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云：
其主权职事，如此之繁，即有合邦之首领，以统行之，首领乃美国之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是也[25]。
1870年代出使欧洲的郭高熹、到美国参加博览会的李圭均用“伯理奇玺天德”称呼民主国家的总统。[26]
这三个词中，用的最多的是“伯理玺天德”。这大概因为，伯勒格斯、伯理喜顿这两个译名，除了译音以外，在字面上看不出国家元首的意思，而“伯理玺天德”可以使人产生“掌理玉玺、享有天德的人”的联想，与中国天了的意思暗合。在十九世纪出使人员那里，常常是总统领与伯理玺天德两词一同使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用伯理玺天德，一般时候用总统领。1879年，随使法国的黎庶昌称法国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或总统，两词交替使用。1889年，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径称美国元首为“总统”。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中，便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好”[27]。他对此有一个解释，说“总统”是俗称：
泰西立国有三类：曰蔼姆派牙(Empire )，译言王国，主政者或王或皇帝；曰恺痕特姆(Kingdom)，译言侯国，主政者或侯或侯妃；二者皆世及。曰而方泼勃立克( Republic )，译言民主国，主政者曰伯理玺天德，俗称总统，民间公举，或七岁或四岁而一易。[28]
在以上关于President的九类说法中，头人、酋、酋长，都含有鄙夷、看不起的意思，这与那时称欧美国家为夷、番相一致。这些提法到1860年以后便不多见了。
以上众多称呼中，以“皇帝”与President原义相差最大，这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引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冲突。1838年裨治文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称美国元首为“统领[29]”。但1861年经管嗣复润色的《大美联邦志略》，则称元首为“国君”：“军务大权，不分邦国，凡水陆之兵将，概归国君节制”；“行法之权，专于国君”[30]。
还在1870年代中期，当一般人从中国习惯出发，将西方民主国家元首称为皇帝、国君时，寓沪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便在报刊上辨析皇、王、总统之问的区别：
外国称皇称王者，皆牟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惟称伯理玺天德，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辫，如今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称民主。
但是，一般人仍然弄不清楚其问的差异，甚至在《万国公报》主持笔政的中国文人，也要按照老传统称美国元首为皇帝，以为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示崇敬之意。[31]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武(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访问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格兰武曾两次担任总统(President)，《申报》将其译为前“总统”，或“前伯理玺天德”，而一般华人为了表示尊崇之意，则径称其为“国皇”或“皇帝”。华人主持笔政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的题目便是《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文章中虽然也称格兰武为 “前伯理玺天德“，但同时又称其为“皇”且所用词汇“践柞、“禅位”等，均是中国对于皇帝所惯用的那些：
其未践柞之先，曾任总揽兵权之大将军，于南北争衡时，运筹帷慢，决胜疆场，屡著奇功，有战必克。民间爱戴情深，立之为皇。此第一次公举也。践柞之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其最得民心者，尤在永禁买人为奴弊与中国换立和约两事，足以恩周朝野，沐其德者，庆髓沦肌。民间不忍构禅位之例，于第二次公举时仍复尊之为皇矣。……前伯理玺天德两举皇位，今已退居而安庶之列[32] 。
文中还按中国行文格式，遇“皇”字均空两格以示尊崇。
上海名人郑观应为格兰武访沪发表五律诗四首，以赞颂帝土的词语称颂，“八载膺神器，贤声万国传。尊居辞九五，世界历三千”[33]。他没有径称格兰武为皇帝，但所用的“神器“、“九五“的词汇，是标准帝土级的。
为此，林乐知特发表编者按语予以廓清，说明将伯理玺天德“称之为国皇者，华人尊而重之也，但是，““皇帝两字，中国以为尊无二上之名，而抑知其名固尊，未必无拂逆民情之处。我泰西除德、俄、奥等国之主自尊为皇帝外，英、美、法诸大国皆不然“。在美、法等国看来实在不是美称，而且有背民主之义，“民将有不快于心者。故英、法、美诸国主皆不乐居皇帝之称[34]。因此，劝人们务必不要再将伯理玺天德称为皇帝。
需要指出的是，协助林乐知办《万国公报》的沈毓桂等人，写诗赞颂格兰武的郑观应，他们当然知道President与皇帝的巨大区别，但原有的思想定势与习惯，使他们觉得不称皇帝便不足以表示崇敬的意思，所以，明知不是皇帝，还要“皇帝“一番。
四
从制度和思想层面上看，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都和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分不开。中国社会对这儿个词的翻译、使用，与对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的理解、情感有密切关系。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基本不了解，所以，说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很自然地会用“部落”、“头人”、“大酋”一类带有鄙夷意味的字眼。鸦片战争以少西，随着对欧美国家了解日益加深，发现无论用“酋”、还是用“皇帝”来指称美国国家元首，均名不副实，于是音译了“伯理玺天德“，意译了“总统”这两个词。
至于自由、民主这两个表示思想和制度的词，知识界在晚清一直没有创造一个音译的名词，没有像明末利玛窦、徐光启那样用“默达费西加” (metaphysica，形而上学)和“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析学)来音译有关名词(“德莫克拉西“即德先生的译名是到五四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词。由于中国原词有相对固定的含义，与西方有关词并不是完全能够对应的，一经使用，人们便会从原有的含义去理解。比如，自由一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自由自在、无法无天、放荡不羁，而这些都是为中国传统所不容的。所以，在戊戌维新以前，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公开主张“自由”。陈炽说到了“自由”，但表示：“自由之说，此倡彼和，流弊已深”，万不可行「35]。再如，对于民主，丁匙良在译《万国公法》时所用民主，含义很清楚是民主国家，但是，中国知识界仍有人以传统的“民之主”来理解，用“民主”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的译名便是一个例证，所谓“大美国民主华盛顿”云云。民主，从字面上看，还可以理解为“民为主”、“民作主”，这与君主形成尖锐对立。在十九世纪，凡是不主张推翻君主专制的人，儿乎没有一个人不批评民主。思想家土韬表示，君主专制和民主制度都不好，都有问题，“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制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端” [36]，只有君民共主制度才是最好的。陈炽一边要求开设议院，一边批评民主，说“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筋也”[37]。宋育仁认为：实行民主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将有“废国法、均贫富之党起于其后”[38]，对民主充满了恐惧。香港思想家何启、胡礼垣表示，他们的主张是民权而不是民主：
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权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
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39]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当革命风潮开始涌起时，思想界才开始赞颂自由、民主。比如，梁启超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40]。邹容等人对自由、民主的热情赞颂，更为学术界所熟知。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对Democracy的解释，没有沿袭以往字典中惯用的“乱管”、“弄权”的字眼，而解释为“民政，白一姓操权，民主之国政”，想必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民主观的变化有关。
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中国原来都有，但含义与近代都不完全一样。新词自由是放大、
抽象了旧词，也包含了旧词。新词民主与旧词只是外形相同，结构与含义已很不相同，演变过程中有结构相同但含义不同的阶段。至于总统，则词的结构与旧词相同，但含义、词性已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新词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对于陌生事物、陌生制度、陌生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词汇构成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使新造词汇逐渐符合汉语习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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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美续增新约》，第五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2页。
[2]《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申报》，1887年10月2日。
[3]严复：《论世变之函》，《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4] [5]惠顿著，丁匙良译：《万国公法》，京都崇实馆1864年版，卷二，第13页。
[6]《万国公法》，卷三，第11页。
[7]《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第三册，第179页。
[8]《郭嵩焘日记》，第三册，第535页。
[9]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一。
[10]《万国公报》卷316，1874年12月。
[11]《万国公报》卷316，1874年12月。
[12]《两广总督蒋枚钻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两于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3]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马六甲1819年版，第17页。
[14]郭实腊：《古今万国纲鉴》，新加坡坚夏书院藏版，1838年，第93页。
[15]魏源：《海国图志》白一卷本，卷五十九。
[16]徐继舍：《赢寰考略》，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卷下，第209页。
[17]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18]土韬：《瓮煽余谈？花旗善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5页。
[19]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ch 22，1879。
[20] [21]《教会新报》第二册。
[22]《万国公报》卷316， 1874年12月。
[23]蒋敦复：《华盛顿传》，《啸古童文集》卷五。
[24]志刚：《初使泰西记》，第21页。
[25]《万国公法》，卷二，第35页。
[26]《郭嵩焘日记》第三册，第492， 493， 496页.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46， 61， 62页。
[27]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35页二
[28]《出使四国日记》，第39页。
[29]《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加坡坚厦书院版，1838年。
[30]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版，上卷，《建国？立政》。
[31]《万国公报》，第311卷。
[32]《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万国公报》1879年第10册。
[33]《申报》，1879年5月23日，第四版。
[34]《本馆附识》，附《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文后，《万国公报》1879年第10册。
[35]陈炽：《审机》，外篇卷下，自强学斋治十议版，第19页。
[36]土韬：《重民》下，《张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
[37]陈炽：《盛世危言序》
[38]宋育仁：《采风记》，《盛世鱼言》前附。袖海山房1895年版，第11页。
[39]何启、胡礼恒：《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诊》第五编，第44页。
[40]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