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
对人类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人类可怜。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行为（不论这是一种罪行还是一种善行，或是一种无所谓善恶的行为）的原因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自由成分最大。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罪行，我们就急于想惩罚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善行，我们就赞赏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认为它最独特、最自由。但如果我们知道无数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看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我们就不会那么坚持惩罚罪行，不会那么赞赏善行，对貌似独特的行为也并不觉得那么自由。
人的智力无法理解各种现象的全部原因，但人的心灵却往往想探索它们。人的智力不深入了解无数错综复杂的条件，只随便抓住一个首先碰到的近似条件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最原始的近似条件是神的意志，然后是站在历史显耀地位的人的意志，也就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每一历史事件的性质，也就是深入了解参与其事的全体群众的活动，就会相信历史上的英雄任务不仅没有引导群众的活动，而是常常处于被引导地.
自从有了世界、人类开始互相残杀以来，没有一个人对同类犯罪不是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的：假定自己在为别人谋幸福，谋大众的幸福。 一个不受欲望支配的人永远不懂得这种幸福；但一个犯罪的人准知道这种幸福是什么。而拉斯托普庆现在就知道这一点。
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其实早在第一枪打响的时候就已经宣告失败了，因为我们要捍卫的实质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早已过时。不过我看他们也想不到这些，所以他们还是幸运的。
在以前的农奴制时代，在家里和院子里干活的黑奴是瞧不起这些下等黑奴的。就像母亲那样，南方其它庄园的女主人也是先让一帮黑崽子接受一番训练，经过筛选，挑出其中最好的，让他们担任比较负责的职位。那些被派到田里去干活的，都是些最不想学、也最没能力学，同时也是最没干劲、最不诚实、最不可靠、最恶毒、最野蛮的黑奴。而如今把南方闹得民不聊生的就是这个黑人社会中最低微的阶层。
那些豪华阔气的大房子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人们身着绫罗绸缎，随着小提琴奏出的乐曲翩翩起舞。而就在附近的街角上，另一些人正在受冻、挨饿。一方面是征服者的专横跋扈和冷酷无情，另一方面是被征服者忍受的痛苦和满腔的仇恨！
如果我们还是将德国的问题看作是某个主义的作崇，而不是我们人性弱点可怕力量的释放的话，那类似的事件一定还会在人类不远的未来重演的。
人们终于意识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它既可以调动人的骄傲和自尊，也可以驱使人在这些情感的控制下走向疯狂的毁灭……血腥和暴力总是时刻可以找到方便的通行证，只要这个通行证上盖着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印章。
从太空里俯瞰这个脆弱而美丽的蓝色星球，所有的国家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疆界，但为什么属于同类的人类族群又要为了自己的所谓文化差异性或利益多寡而争斗无休呢？也许有一天当人类不再固执和执著于自己可笑的“独特”和骄傲时，也许当人类愿意学会用宽容和原谅来回报往日的伤害和仇恨时，战争才最终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去。
太多的人对于战争的兴趣仅仅是他们安逸生活中的一些调料。他们一边坐在一个舒服的躺椅上，双脚靠着暖暖的壁炉，一边轻松地读着凡尔登战役或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回忆录，然后准备在第二天继续正常上班。一个愿意尽可能体验那段历史的读者应该在一种尽可能压抑和不舒服的状态下阅读这些作品，应该在自己最失意的时候去阅读战争，这样你就会记住那些和平年代里的忧虑和烦恼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因为在和平的岁月里，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你所忧虑的。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人而言，那些为自己能赚多少钱而常常忧虑的人不过是一些可怜的白痴。人们应该在困倦难当的深夜里去读战争的历史，正如现在我已经写到了天将破晓的时分，而我关节炎的疼痛也消退了几分。甚至是到了今天，在我无眠的劳顿困苦里，我还是感到和平的岁月是何等的温柔并让人惬意。
可我，我时刻都感到害怕。我呆在屋里时，怕有人进来。我洗脸时，眼睛沾满肥皂，怕有人拿一把刀从我身后过来杀我，而我却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大衣柜镜子，还有盥洗室上方的镜子。我害怕老鼠。我怕挂在衣帽架上的衣服。我怕黑暗。我开着百叶窗睡觉，这样能从天花板上看到大街上往来的灯光。我感到害怕，但我仍向各处走去：这个在乱拱，那个在移动。我去灯火辉煌的咖啡店：所有人的眼睛都斜视着。我去电影院：白色光线猛射在大厅尽头的墙壁上。我沿着林荫大道走：人人都踩踏地面匆匆走着。中午12点，我在外面，晚上7点钟亦如此，这时，部队开始行动，并用他们的头、肘和脚打我。我这样做是因为此时不可能呆在别处。我要目睹战争。我不像这些人：他们躲藏在地洞的深处，他们以为这世界已不复存在。
一战前夕，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在过去的40年里，武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枪、远程炮弹、带刺铁丝网等等，以前拿来对付殖民地国家手无寸铁老百姓的先进武器被用来对付欧洲人，导致死伤惨重。一战过后，欧洲公众开始醒悟：一战的实质就是一场大型的家族世仇，欧洲的帝王们-其中很多人是血亲-终于有了机会，在他们的臣民的尸体上，清算他们的宿怨和私人仇隙。欧洲的君主制养成了一种衰败过时的军事精英文化，贵族、老迈的战争英雄和宫廷佞臣们在战场上庸碌无能，对为他们留学牺牲的人们冷库无情，各国都是如此。填补战后缺口的是两种争斗不休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移民分两批来到巴勒斯坦，一批是19世纪80年代从中欧和东南欧来的移民，一批是20世纪初逃离沙俄迫害的俄国犹太人。第一批保守，如亚伦森，第二批有很多社会主义者。他们中很多人都保有出生地的公民身份。犹太人可以向故国寻求保护，外国政府可以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干预奥斯曼内政。沙俄一方疾呼保护奥境内的犹太人，但是在本国内又继续迫害犹太人。
壕沟对他们来说太小了，但死尸已经严重腐烂，半是液体，所以每一具尸体被抛下去的时候，就像果冻一样，在自己重量的作用下，从尸堆滑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