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外科巨擘裘法祖曾遇到一位腹部不适的病人，裘老耐心倾听病人诉说，并轻柔地给他做了腹部触诊，病人感动得当场落泪，因为之前他到过六七家医院，没有一位医生摸过他的肚子，只是问诊、开药或做检查。
今天，还有多少医生会想起来摸一摸病人的肚子？
日前，在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以这样一个小故事，开始了《关于医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思考》的主题报告。
1.“技术至上”盛行正在导致医学离人渐行渐远
“技术的发展，有可能让医学目的开始变得模糊。”韩启德院士说，医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技术至上”盛行，导致医学离人渐行渐远。
韩院士说，抗生素应用、微创外科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育技术、基因治疗等一系列现代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恩泽。但与此同时，“技术至上”观点日趋盛行。
韩院士指出，技术的发展，有可能让医学与病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医生越来越不愿倾听病人的主诉，只相信仪器设备与实验室检查结果，过度依赖药物与手术，越来越忽视病人的心理因素。目前，医学的发展，随着临床专业的细分，造成“一科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的局面，忽视了医生与病人的交流。
“不要因为对技术的盲目信赖，而忘记人，忘记医学的本质。”韩院士说，“我非常认同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名言：‘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2.新技术导致的过度治疗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过度医疗。韩启德院士指出，新技术的发展，医学似乎只考虑维持病人的生命，而没有考虑到勉强维持生命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以及如何使人们健康地生活。过度治疗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今年4月，美国FDA正式批准肿瘤生物治疗药物Provenge上市。然而，针对512名前列腺癌病人的追踪研究发现，该药物只能延长病人4.1个月的生存寿命，但却需要付出30万美元、3个疗程的高昂代价。韩启德说：“这样的药物能被批准上市，除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有没有站在病人角度上来思考药物的价值？”
北京肿瘤医院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就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高端诊断技术，花费还需上升数千元。治疗费用上升更快，胃癌化疗从20年前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
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年～1980年，Ⅰ期～Ⅱ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67.9%，1991年～2000年是78.9%；1975年～1980年，Ⅲ期～Ⅳ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是41.1%。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韩院士举例说，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费用是1000美元。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费用高达3万美元的该技术，能降低心脏骤停病人死亡率，但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对于新技术的发展，韩院士提醒，不要忽视商业利益的驱动、研发成本的压力，也不要忽视医生因素。除了利益刺激，一些医生甚至有压力，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观点要不得。
3.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
近些年来，机器人手术等新技术让人眼花缭乱。韩启德院士说，谁也无法阻挡新技术发展的脚步，限制技术发展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医生也不能放弃简单适宜的传统技术。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新技术的发明，不能忽视有多少人能享用这项技术，也不能忽视对经济的承受能力以及对社会不良的影响。
2006年～2008年，美国医疗机构给9岁～26岁女性全面接种HPV（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事实上，女性一生中HPV感染率高达79%，绝大多数会被机体自动清除，仅绝少数人在感染HPV的8年～10年后会发生癌变。不仅如此，HPV有100多种亚型，只有15种被证实与肿瘤发生有关，但接种2种疫苗分别只能覆盖2种和4种亚型，对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可能收效甚微。韩院士说，只有疫苗厂商是真正的受益方，与其花如此大的经济代价，不如用传统的宫颈细胞学检查手段更有效。
目前，美国新技术的使用在医疗费用增长中的贡献超过2/3。韩院士说，由医疗技术发展引发的医疗费用增长是世界性难题。中国老百姓希望享受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但中国人均GDP和个人收入处于世界100多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韩启德院士说，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迫切需要回归“人的医学”，需要防止医学根本目的的淡化，需要重新思考技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