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合称“三苏”,是康宋八大家中的三大家。由于其兄苏轼在北宋文坛上的盟主地位,以及他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的深远影响,提起苏东坡可谓妇孺皆知,而对苏辙却了解不多,即使了解的人也大多认为苏辙是一位谨言慎行的人,知道他能诗、能赋、能文,知道他的官做得比其兄大,仕途虽有坎坷,但总的比较平稳。但是苏辙实质上是一位颇有风骨的文人,有其独特的建树,这也是他能够跻身唐宋八大家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文学方面,苏辙受他的父兄影响很深。在散文写作上,他们积极参加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都主张“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他写的《三国论》等史论虽是论古,但都暗喻北宋王朝之弊。苏辙还提出了“养气说”,他认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读书、游历和与有学问的人交接,都可以养气。他写的政论文与其父苏洵有些相似,擅长一波三折,曲尽事理。清人刘熙载说:“大苏(苏轼)文一泻千里,小苏(苏辙)文一波三折。”说出了苏辙为文的不同风格。苏辙的写景文善于把人与景融为一体,善于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写出富有诗意的景色。苏轼评论他的文章特点是“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赞扬其“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画的墨竹,把竹子的形态写得细微逼真,极富诗意,堪比苏轼《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苏辙的诗作不但与苏轼唱和较多,而且力图追步苏轼,虽思想和才力都显得逊色,但他也有自己的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批评“唐人工于诗而陋于闻道”。他的诗特别是晚年写的诗反映社会现实较为深刻,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果把三苏的文章和诗赋对照起来读,对苏辙诗文的特点和风格体会会更深。
苏辙为人历来被认为“谨重”,言不轻发;但一旦看准了,就坚持到底,决不改辙,元丰五年(1082年)黄河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朝中一部分大臣提出“回河”东流,以解北京向下水患。苏辙与范纯仁等大臣认为回河东流耗资巨大,不但难以解决水患,而且不利于抵御契丹外患,所以连上三疏,竭力谏止“回河”。以后苏辙又先后四次上书谏止,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于“回河”东流,结果“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但违反地形特点的“回河”之策终不可行,仅仅五年时间,黄河又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主张回河的大臣被朝廷加罪,“回河”争论才告结束。为此,苏辙先后坚持了13年,7次上疏,加上在实践上“回河”不可行,他和一班大臣的意见终获朝廷采纳。
苏辙性格冲和,但为人爱憎分明,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他在朝为官时,不但直接上疏弹劾不法之臣,而且在为皇帝起草文书时也加以痛斥。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先是投靠王安石,在变法中竭智尽力;而当王安石罢相之后,吕惠卿随即翻脸,只要能抵毁王安石的事他都干。苏辙对吕惠卿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投机取巧的行为极端愤恨,痛斥其“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而对于受屈遭迫害之人,苏辙则全力营救。元丰二年(1079年),在朝中一批官僚的运作下,御史台竟发文征集苏轼诗文和书信中忧国忧民的文句,以“谤讪朝廷”罪把苏轼关进监狱,并准备与司马光等大臣一并处斩,造成震惊全国的“乌台诗案”。苏辙面对这一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上了《为兄轼下狱上书》,向皇帝表示愿意以自己撤销职务的处分换取其兄免除死刑。结果朝廷不准,他自己则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
苏辙是幸运的,与苏轼同师(其父苏洵)受教,同榜进士及第,同进同退,同为唐宋八大家文宗;但也有点遗憾:苏东坡这颗文学巨星太璀璨了,以致苏辙未免有点相形逊色——不过,人们还是可以清晰地仰视到这颗明星的别样光彩。(文/韩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