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1881年出生于山东，字效坤，有“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张三多”等诸多别号，乃奉系军阀头目之一。1899年赴东北谋生，后流落到海参崴。在武昌起义后，其亲率百余人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并随至上海任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展开其军旅生涯。1913年投靠冯国璋，后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并率部进攻护法军，任第二路总指挥，兵败后所部被解散。1921年投至奉天张作霖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战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督办山东军务的张宗昌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1928年其兵败下野，一度亡命大连、日本。1932年，由日本回国，潜居天津租界，同年被遭其杀害的冯玉祥部军长郑金声之子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张宗昌的别号“三不知将军”，乃是他常言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所以也成就了他另一个别号“张三多”。据好事者统计，张宗昌一生可考的姨太太便有24人，且多有故事，确实是民国一最。而讲到兵多钱多，则从他麾下的白俄雇佣兵便可见一斑。俄国内战期间，白俄卫军败逃到中国，当时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正是东山再起之时，于是便在自己的辖区内遍插招兵旗。恰好一支近万人白俄败军路过，首领谢米诺夫便率部投效，张宗昌大喜，当即允予收留。其共收编白俄部队5000余人，步枪6000余枝，另有机枪、野炮、弹药及通讯器材若干。张宗昌将这些白俄士兵单独编为一支白俄部队，由原沙俄军官聂卡耶夫带领，谢米诺夫则被留作军中任顾问。对一些有技术的白俄军人，又编成一支工兵部队。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顺带发笔小财。张宗昌对白俄军队特别优待，全系双饷，且从不拖欠，因而这些俄国亡命徒也便甘供驱驰，成为张宗昌的战场利器。
张宗昌智谋过人，善用疑兵之计。他的实力还不强时，就用豆面捏成一门门大炮，刷上黑色，用骡车驮着。在敌军的阵地前走来走去，煞是威风。豆面大炮重量轻， 压不住车，就在车厢后面放上大石头压分量，常把敌军吓得闻风丧胆，屁滚尿流。张宗昌乡土观念重，重用他家乡掖县的乡亲。当时民间有话：“认识张宗昌，就把洋刀挎”。他家乡小伙子，只要是身强力壮，眉清目秀的投奔他，最少也给个营 长、连长干干。甚至在烟台街上，有些盲人拄着探路的棍子，遇见电线杆子挡道，也高喊：“我是掖县！我是掖县！”好心的行人拉着他的棍子，绕开电线杆子继续前行，盲人才不喊了。可见那时在老烟台街，身为莱州人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张宗昌的佩刀上刻有七字铭言：事到万难须放胆。他还特制了多把刻有此言的佩刀，分赠送给亲信部下，以示激励。他为人随性豪爽，粗中有细，在处事上自有一套理论。曾有一队土匪慕名来投奔他，他特批一万大洋给他们做安置费。没想到土匪头目却在“一”上加一竖，“一万”变成了“十万”，领钱时，军需处发现异样，向张宗昌汇报核实，张点头称是，军需处于是照拨十万大洋。事后，张宗昌召见土匪头目，拍着他的肩膀 说：“老弟，幸好你只添一竖，倘添两竖，不就变成二十万了吗？钱嘛，日后多的是，老弟可得好好干呀！”那土匪自知理亏，日后果然竭诚效劳，再三立功。
提起张宗昌与天津的渊源，就不能不说起潘复故居和蔡园故址。潘复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最后一任国务总理，被誉为江北才子。曾作为张宗昌的亲信，颇受信重，被称为“张宗昌的智囊”，著名的民国报人“林白水被杀案”便出自张宗昌和潘复。潘复1921年从财政次长的位置辞职后寓居天津，表面销声匿迹，但却在天津寓所内周旋于各路政要，这段时间出入潘公馆的每个人都来路不小，据其六子潘耀星回忆“我记得那时孙传芳、张宗昌常常来我家，司徒雷登来过一次，四哥结婚时，张学良也亲自来祝贺。”由此可知，潘公馆是张宗昌在天津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蔡园召开会议，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冯玉祥国民军之郑金声部进攻山东，张宗昌派军迎战，双方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战役中，张宗昌手下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国民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郑金声被叛军诱捕。张宗昌软硬兼施，谁料郑金声诗歌硬骨头，以致虽然张宗昌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最终执意将郑金声枪毙，却不想为此埋下杀身之祸。郑金声有一个继子，名叫郑继成，从小随营读书且勇武过人，后被郑金声推荐至冯玉祥身边，冯玉祥也对郑继成视若己出。得知父亲被张宗昌杀害，郑继成发誓报仇，而郑金声是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冯玉祥也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
1932年回国后的张宗昌一直想东山再起，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感到威胁，自不能容下张宗昌这个心头之患，乃亲自赶到泰山普照寺，与住在这里的冯玉祥密商杀张方案，决定由郑继成去刺杀张宗昌。不久，张宗昌被几个所谓把兄弟骗至济南“旧地重游”，韩复榘也假意隆重接待。1932年9月3日，郑继成与好友陈凤山提前埋伏在济南火车站内。这天下午，张宗昌带两个护兵要回北平，与韩复榘等送别者握别后返身登车时，郑继成从人群中一跃而出，举枪冲张宗昌骂道：“我打死你个王八蛋！”不料这枪没有打响，张宗昌掉头就跑，郑、陈二人紧紧追赶并与张宗昌护卫枪战。张宗昌跑到餐车尽头启门跳下，欲向北逃命，此时有辆兵车正停在旁边的铁道上，车上士兵不知何故突然开枪射击。一时间，子弹雨点般地袭来，等郑继成回过神来，却发现张宗昌已经被乱枪射死。据说张宗昌遇刺后曾长时间暴尸，在暴尸一天后于1932年9月4日移柩馆驿街西首皖新街安徽乡祠，一代军阀就此谢幕。
张宗昌在济南期间曾主持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对民国文化颇有功绩。当时，他有意聘请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整顿山东教育，便效刘备“三顾茅庐”才将王寿彭请出山。张宗昌虽然没上过学，却很喜欢附庸风雅，觉得自己既然身为孔圣之乡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枉来山东一趟。于是张宗昌便多次向王寿彭学写诗歌，还将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出版了一本诗集，名为《效坤诗钞》。山东大学开学的第二年，王寿彭便因教学理念保守，被逼辞职。其后，张宗昌曾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张宗昌亲自挂名校长。
除了写诗和扶持教育，张宗昌还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最好的《十三经》。同时张宗昌还对书画有所涉猎，虽无从考证，但估计也是主政山东时多向王寿彭请益及后期与文人多有接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