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流传这么一篇文章，叫《汉字的张冠李戴》，如下：
“出”字与“重”的颠倒。“出”字系“两山”重叠，可谓“重”也；而“重”字为“千里”二字合成，可谓远矣。
“射”字与“矮”字的颠倒。“射”由“身”和“寸”组成，身子仅有寸长，自然“矮”也；“矮”字由“矢”与“委”组成，“矢”者箭也，“委”者放弃也，将箭放弃，才是“射”也。
“牛”字与“半”字的错误。“牛”字从形体看只有半边一撇，本读作“半”；而“半”字头生两角，活像一头牛，应该读作“牛”。
“凤”字与“鸭”字的错误。凤为鸟中之王，实乃天下第一鸟，却以“凡鸟”自称；而鸭纯属禽中凡者，乡间遍地成群，却以“甲鸟”相誉。
“炊”字与“烟”字理应移义。欠火则“烟冒”，因火才可“炊”。
“方”字与“圆”字非常别扭。“方”字根本不方，其字形倒有些像“元”字的同胞弟兄；而“圆”字本来方方正正，有角有棱，不识字的人，很容易从象形上判为“方”字。
乍一看真有道理，真想为作者的机智点赞。
不过由此想起一个笑话，是关于王安石的一本解释汉字字义的书，叫《字说》。话说一次酒局上，苏轼向王安石请教这本《字说》。
苏轼问：“‘笃实’的笃字，应作何解释？”
王安石拈须自得地说：“笃者，以竹条鞭马也。驽马行走迟缓，故而以竹条鞭之，是谓之‘笃’。”
苏轼道：“哦。原来以竹条鞭马谓之笃。那么，‘笑’字当是以竹条打狗了。请问相爷，竹条打狗，有何可笑呢？”
王安石一愣，回答不出，颇为尴尬。
苏轼又道：“波浪之‘波’怎么解释？”
王安石道：“波者，水之皮也。”
苏轼道：“哦……那么，‘滑’，便是水之骨了。”
王安石又一愣。
这时飞过一只鸟。
苏轼道：“相爷，看见这只鸟，下官又想起一字， 斑鸠的‘鸠’字，为何要以九、鸟二字相傍呢？”
王安石沉吟片刻，不敢再胡乱开口，只得说：“我也想不明白。”
苏轼夸张地道：“啊！下官倒想起来了！ 《诗经》上有两句：‘雎鸠在桑，有子七兮’。”
王安石想了想，说：“这两句诗只是说，雎鸠养了七只小鸟而已。”
苏轼笑嘻嘻道：“七只小鸟加上它爹跟它妈，不正好九只吗？”
众人咬住嘴唇，欲笑不敢。
苏轼为什么拿这本书跟王安石开涮？就是因为王安石跟开头的文章犯了同样的错误，用历史上出现、定型较晚的楷书字形来解释汉字的本意。
汉字在演进过程中，经历过象形化、线条化、笔画化三个阶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是甲骨文和金文，金文的象形程度比甲骨文高，甲骨文、金文、籀（zhòu）文被称为大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大篆改造成小篆，底层官吏在书写小篆时又加以简化，形成隶书。隶书在使用中又演化出草、行、楷三种字体。楷书的标准到唐朝才定立，是五种字体中最晚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篆书为基础来解释字义，尚有许多讹误，更何况楷书了。
下面我们就拿文章中出现的字来说明。
出和重
射和矮
“射”字左边的“身”其实是弓，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写法，一是从弓从矢。“弓”、“尸”、“身”古文字形相近，古文中经常混用，“射”字所从的“身”就是从“弓”字讹变而来。
右边的“寸”，本义也不是长度单位。“寸”与“又”同源，象手形。“寸”是在“又”的基础上，在手腕处加了一点作为指事符号，即手腕之义。
矮字目前有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矮”所从的“矢”确是弓矢的“矢”，由于弓、弦、矢所构成的结构与几何学中的弧弦及其半径十分相似，所以在中国古代几何学中将弧弦的半径称为“矢”，”这样“矢”就成了一个度量名称，有了度量之义。而 “委”是一个表音部件，与意义无关。
另一种解释是“矢”为“身”，“委”的本意是弯腰。
但无论那种解释，都不是作者说的那样。
汉字中有大量形声字，是因为很多词语的意思无法用图形表示。最初人们用同音假借的方法，用已有的同音字来表示意义，这些字叫作假借字。比如“北”，本来表示“二人相背”，北方的“北”无法象形，就借用同音的“北”来表示北方。但同音假借不适合大量使用，否则容易混乱。随着生活的进步，人们需要的语词和文字也越来越丰富，于是人们发明了“形声”这种高效的造字方法，表义的部分叫作形符，表音的部分叫作声符。现代汉字中97%都是形声字。
形声字的声符与字义无关，但历史上却有人将其当作表义成份加以分析，比如开头笑话里王安石的那本《字说》。
“鳳”的字形是一只羽毛华丽的鸟，后又加了一个声符“凡”，所以“鳳”不是什么“凡鸟”，而是从鸟凡声，是个形声字。
至于“鸭”字从鸟甲声，没什么好说的。
其他的就不一一解释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字典。
所以。我们在分析汉字的时候，不要不参照古文字形，对现代汉字进行直接分析，也不要把形声字的声符当作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