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大义：不言人非，不为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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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编者按
最近，一组载有朱子格言的明清时期文化楹联惊现于世，引起了收藏界的广泛瞩目。朱熹的这篇格言短文读来可谓振聋发聩，极具文史和哲理价值。楹联所载朱子格言全篇共有十长句，涉及的历史人物多达二十人。本文为朱子格言解读第八讲，着重阐述短文第八句：“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
01
为人处世，其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人生在世，需要面对的人和事实在太多、太复杂。
如何才能有智慧地在人世间行走？
古往今来，前人为我们总结了太多的处世智慧与哲学，它们看上去都很有道理，甚至堪称完美。但是，我们看见了，也读懂了，却不见得都能做到；“做人”二字，远不是书面教诲的那样简单。
毕竟人是情感动物，感性的一面，是我们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先天基因，所以几乎没有哪个人可以百分之百地做到理性处世；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完美做人确实不易，而且也没有谁可以做到方方面面都能智慧处世。但是，有一个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争取守住这条底线：那就是管住自己的嘴。
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凡是满嘴跑火车的人，说话口不择言者，言谈之间太多是非的人，他们的命运大多不会太好。从某种角度看，说话到处都是漏洞，为人的气场难免不足。
当然了，这里所说的“管不住自己的嘴”者，不是指口若悬河、口才极佳的人。口才好与不好，跟管不管得住自己的嘴，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谓管不住嘴，指的是分不清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或者有些话明知不该说，还是抑制不住言说的冲动。
如此不“谨言”者，难免四处树敌，或不被人信任，或引人反感；久而久之，其个人的社会生产力就会变得低下。
02
俗话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生一张嘴，开口言说，不是谈“人”，就是论“事”，这就难免触及他人或社会。这正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地方，也是管住嘴巴的意义所在：如果谈论的是他人的不好，很有可能会对后者造成伤害；如果随意评说社会之事，很可能会误导局势，甚至为自己带来麻烦。
所以朱子格言说：“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说的是为人处世，不要轻易说他人的不好，不要出于激愤妄言时弊，这是为人厚道与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于“不言人非”，历史上儒家思想视之为重要的品行指标之一，很多史料都记载有相关的箴言大义：
◆《战国策·楚策一》曰：“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意思是，不要掩盖别人的优点，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缺点。
◆ 宋代林逋《省心录》说：“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强调对于他人不好的一面，主张不听、不看、不说。
◆《杨公椒山遗嘱》说：“闻人之过，绝口不言。“要求凡是听到说他人不好的话，自己不要去言说，更不要去传播。
◆ 明代罗状元《醒世歌》说：“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意思是说，静下来时多反省自己的不足，闲谈时不要谈论别人的是非。
既然在儒家思想中，谈他人是非、论他人短长，属于非常不厚道的行为，那为什么在实践中完全做到“不言人非“的人却不多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是很多人都忽视了谨言慎行的品行重要性，意识不到乱说话可能会严重伤害到别人；
二是儒家文化语境下的修身养性，通常强调的是内省，像照镜子一样审视自己，眼睛很少看向别处或他人，所以即便是卓越君子也可能忽视他人的被言说之痛。
实际上在生活中，也确实不容易做到绝对的“不言人非“，人与人之间谈天说地、聊天唠嗑，难免总会说到他人，无意间多少会触及到他人的隐痛，可谓误伤难免。但是，一个人若有君子之风，他至少不会明知故犯，有意通过“言人非”而中伤他人。
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关于“言人非”，有一种情况很恶劣：即携裹“做人”的道德名义，实际上却行不道德之实，比如轻易评价谁。
朱子格言说：“范纯仁不言人非。”短短七个字，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厚道人的标杆榜样。范纯仁，北宋名臣，人称“布衣宰相”。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他的父亲列位肯定熟悉，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历史上的范仲淹给我们的印象大体是，满腔的家国天下之情怀，性情耿直，从不向奸臣势力低头。他的儿子范纯仁其实也差不多，一身正气，坚守公道不屈服。
不过范纯仁有一点比他的父亲强，其性格平易近人，心胸宽厚，基本上对谁都很和蔼，从不严厉呵斥别人，总之一看就是个厚道人。为人没有棱角，个性不突出，这也是范纯仁名气不如范仲淹大的原因。
通过范纯仁的性格，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朱熹说他“不言人非”，并不是特指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典故，而是总结范纯仁一生的为人处世，得出的结论。
通常性格厚道或没有个性的人，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才气比较一般。但错觉总归是错觉。实际上，范纯仁是个相当有才气的人，读书又刻苦，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出于他的才干，在他十七岁那年，官府主动想聘用他，职位是九品官。但范纯仁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理由是：“我是个官二代，如果未经会考上任九品官，外界会以为我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被任用的，我才不要被人说闲话。”
范纯仁在二十二岁那年，通过会考和殿试，高中进士。这下朝廷可以名正言顺地任用他了。结果范纯仁又连续两次拒绝了官府的职务任命：一次是今江苏武进的县令职位，另一次是今河南长葛的县令职位。
范纯仁拒绝入仕的理由是：“父母在，不远游。”直到1052年，其父亲范仲淹去世，范纯仁又守孝了三年，这才出仕为官。
范纯仁在地方上担任父母官时间不长，很快就被提拔为朝廷中央官员。宋英宗新立不久，范纯仁被委任以御史台台谏，也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注定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很容易惹怒皇帝。期间过程不表，反正范纯仁没过多久就被贬官了，回到地方上做官。
跟他的父亲范仲淹一样，范纯仁的忠直秉性，在封建官场中注定是要经历几番波折的。但贬官归贬官，范纯仁从不怨天尤人，他的性格基因里不存在激愤这种东西，他一如既往地对人和蔼可亲，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只是遇到原则问题也不退让就是了。
宋英宗命短，1067年，宋神宗即位，范纯仁又恢复了京官的身份。但对范纯仁来说，这次复官时机完全不对，他完全融不进朝廷的形势。因为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实施变法，而范纯仁对此是十分反对的。果不其然，作为反对新法的重臣，范纯仁很快又被王安石势力贬官离京。
第二次被贬官期间，范纯仁跟同为被罢官的司马光结为至交，司马光对范纯仁那是赏识有加。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好友，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相近，都反对王安石和他的新法。
1085年，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范纯仁也受司马光的举荐，成为皇室身边的红人。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恢复了旧法，王安石的政改痕迹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这时考验范纯仁人品的时候到了。按道理范纯仁的政治立场本身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而且他又受到了王安石势力的迫害而被贬官，如今司马光清除王氏新法痕迹，范纯仁应该拍手称快才是：“你丫王安石也有今天。”
但实际情况是，范纯仁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说王安石的坏话，反而在司马光面前说起了他的好话：“王氏新法总体是错的，但也有不少举措是好的，希望好的部分予以保留。”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光是何等人物？他可是圣贤级别的人呀。像他这样的人，都免不了感情用事，对王安石恨之入骨，要对王安石的新法除之而后快。想不到范纯仁却能抛开恩怨，极力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合理部分，并绝口不提王安石个人的不好。
这就让司马光很难理解了，他甚至大为光火：“我司马光是你的伯乐，而王安石是我们共同的政敌，你怎么一点敌我观念都没有呢？”但范纯仁就是不肯苟同司马光，最后不可避免地被冷落，接着第三次被贬官出京，流落到了河南许昌。
对事不对人，这就是范纯仁的处世哲学。数年之后，哲宗亲政，范纯仁被召回京城做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位同宰相。与此同时，司马光的政敌章惇也当上了宰相。
章惇的思路跟一般的政客无异：“今朝我得势了，政敌派别的人马统统要搞下去。”于是司马光一派的吕大防等重臣，被流放到岭南等边远之地。
按照很多人的思维，这时候范纯仁就该跟司马光派别的人划清界限才对。但他非但不划清界限，还要帮吕大防申冤辩解，结果触怒了宋哲宗和章惇，范纯仁被流放到了湖南永州做地方官，直到老死。
在流放永州的过程中，有人暗示范纯仁：“只要你表态跟司马光划清界限，就能重回京城。”但范纯仁泰然处之：“司马温公曾有恩于我，我怎么能说他的坏话呢？”对于当初司马光对他的疏远和痛下狠手流放他，范纯仁完全不记在心上，心中只记得对方的好。
范纯仁《致伯康君实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方面，就算在生死关头，也不违心说他人的坏话，范纯仁的人格无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另一方面，从宋英宗到宋神宗，再到宋哲宗，范纯仁都受到过器重或重用，但都逃不过被贬官或流放的命运，为什么？难道说好人没有好报？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综合看待：
其一，范纯仁的“不言人非”跟命运多舛，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他的不公遭遇，归根结底是尔虞我诈的封建体制官场环境所决定的。要知道，在封建官场上凡是一身正气，不肯跟势利集团同流合污的人，都是要经历磨难的。
历史上但凡有名气的忠臣或清官，几乎没有当太平官的，贬官或流放是家常便饭；屈原、苏轼、陆游、司马光、范仲淹、海瑞……只要您想得出名字，再查阅一番他们的简历便可发现，贬官或下放的经历，基本是生涯标配。
范仲淹画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品藏文化公司收藏匾额故事，涉及的历史文人或官员数不胜数，他们的官场经历可以验证同样的规律。所以，从某种角度看，官场磨难几乎是封建朝廷官员的历史荣耀。
其二，像范纯仁这种“不言人非”的品格，本身不是实用主义的处世技巧，而是一种高山流水境界层面的人格魅力，绝不能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去衡量。“不言人非”，或许不能为一个人的现实待遇加分，甚至还可能出现短期减分效应，但从长远来看，福报一定会呈现。
范纯仁尺牍《故人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范纯仁“不言人非”，这就避免了在各种勾心斗角的政治帮派之间站队，表面上偶尔吃点小亏，但得以确保自己不卷入大是大非、凶险异常的政治漩涡，不管身处环境如何变化，任何时候都能安身立命。
而且，千百年过去了，历史终究赋予了范纯仁为人厚道的评价，近乎圣贤的灿烂声名长存青史。这何尝不是一种福报？
其三，古往今来，通过语言攻击他人而获利者确实比比皆是，他们把“言人非”当成是实用主义的工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凭借一张利嘴，见风使舵，以换来眼前的利益。但是，凡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取利益的人，无论他多么风光，终不能长久；祸端或报应一定会到来。
譬如，春秋末年的楚国佞臣费无忌，为讨好楚平王，把貌美如花的太子新娘送给了楚平王。为使将来免除太子的报复，又在楚平王跟前说太子的坏话，诬陷太子想要谋反。楚平王遂下令捕杀太子及其老师伍奢，还有伍奢的两个儿子。太子，伍奢的二儿子伍子胥，成功逃离楚国。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数年后，伍子胥率吴国大军复仇，灭掉了楚国。至于费无忌，早前又因在楚国大夫囊瓦跟前说大臣伯郄宛的坏话，诱使囊瓦误杀了伯郄宛，引起举国愤怒。为平息民怨，囊瓦只好杀了“言人非”制造祸端的费无忌，并灭其宗族。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又如，汉武帝时期，皇帝使者江充因私人恩怨，在汉武帝跟前诬陷赵太子刘丹在后宫淫乱，致使刘丹被下狱，并被废除太子位。江充通过“言人非”尝到了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因与太子刘据合不来，江充又在汉武帝面前诬陷其试图谋反，太子百口莫辩。
大祸临头，刘据又惊又怕，不得已真的做出了起兵的选择。他首先诛杀了信口雌黄的小人江充，接着率部跟皇家军队展开混战。最终刘据的“叛乱”被彻底镇压，但皇家局面极其惨烈：战事死伤数万人，刘据悬梁自尽，皇后卫子夫也自杀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小人江充的“言人之恶”。
后来汉武帝也知晓了，太子刘据本无谋反之心，都是被江充逼的。汉武帝气愤难平，灭了江充三族。江充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不但自己丢了性命，还祸害了他的家族，可恨、可叹、可气。
03
围绕谨慎言谈的主题，朱子格言又说：“郭林宗不为危论。“这次朱熹搬出的典范人物，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及教育家郭林宗。郭林宗本名郭泰，林宗是他的字，人称“有道先生”。郭泰一生以隐士自居，东汉时期兴起的隐士文化，郭泰算得上是引领潮流的人物之一。
郭林宗画像
公元128年，郭泰出生于今山西介休。郭泰家世贫寒，他的父亲又死得早，他跟母亲相依为命，艰难长大成人。按道理身处这种家庭，郭泰应该早早地出去做事养家才对，但郭泰的志向却是读万卷书，做一个有情操的学人。通过拜师大学问家屈伯彦，郭泰后来成为满腹经纶的儒士。
郭泰的成名，除了他的博学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一是跟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崇尚学士文化、隐士文化有关，这是氛围基础；二是借助于当时名震天下的学士领袖李膺的影响力，让郭泰一夜成名。
李膺画像
李膺本人是仕途中人，但他的声名得益于他的学识和政治立场。不错，李膺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读书人，他最响亮的标签是反对宦官专政，这样的立场在读书人尤其是太学生群体当中很有号召力。李膺作为高高在上的名士，多少读书人想结识他而不得其门，而郭泰则有幸通过别人的介绍，赶赴京师洛阳与李膺相识。
更幸运的是，经过攀谈，郭泰得到了李膺的高度评价：“我认识的读书人多了去了，从没见过像郭泰这样满腹经纶又有见地的学士。“激动之余，李膺还给郭泰行了师友礼。
这一下可不得了啦，整个京师都炸开锅了：“能让学人领袖李膺如此看重者，必定是个奇人啦。”一时之间，郭泰的名字响彻了京城。就这样，郭泰从籍籍无名，一鸣惊人天下知。
送行
当他乘坐马车返回太原时，前来送行的学士络绎不绝，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赶来见他一面。这就是所谓的追星效应，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样的。
有了名气之后，来自朝廷的邀约和聘请那是接连不断，郭泰无一心动，他决定不入仕途，而是选择做一个隐士，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一名纯粹的学人和隐士，更符合他的心志；
二是他敏锐地洞见了其时的东汉政权，由于制度性的积弊，已然摇摇欲坠：“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知道天已废，非人力所能支持。”如此一来，郭泰“淡泊名利”的隐士贞节形象，更深入人心了。
当时有社会名流如此评价郭泰：“郭宗林这个人，天子得不到他，各方诸侯想跟他交朋友都是很难的。”这样的评价，骤然把郭泰抬升到了圣贤的高度。
但在笔者看来，郭泰的“淡泊明志”，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追求功名：既然做隐士能做到圣贤的高度，岂不是比一般的朝廷官员更高明，更有流芳百世的可能？
处在东汉末年那样的时期，作为一个有号召力的学士，如果不对政治时弊发表高见，那是会被读书人看不起的。所以李膺就以言论大胆而激进闻名，处处针砭时政，言论矛头直对宦官阶层和宦官制度。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相当冒险的言论做派。反观郭泰，他的言论套路要聪明得多，他发明了一种后世称之为“清谈”的政治言论风格：“政治观点一定要有，政治言论一定要谈，但不要提到朝中具体的人和事，我们只在抽象的层面讨论政治就好。”
于是乎，郭泰凭借“清谈式”的政治言论风格，吸引了大批的太学生前来听他讲课，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太学生领袖了，号召力那是杠杠滴，思想深度也有了，一代思想家、教育家就这么诞生了！
更牛叉的是，郭泰的“清谈”言论，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他在针砭东汉时政，但又没有提及具体的人和事，他的粉丝听了都是会心一笑，而东汉宦官专权下的封建官方则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
朱子格言说“郭林宗不为危论“，意思是，郭泰不作危言耸听或过于激进的言论，拥有高超的言论智慧；言下之意，这也是属于“管住自己嘴巴”的一种策略。
随着朝政局势的恶化，郭泰进一步收敛了自己的言论，关门谢客，一心授徒教学。反观李膺，掌控言论进退无度，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汉灵帝在宦官的挟持下，不得不下诏捕杀了李膺、杜密等名士百余人，他们都是属于言论激进的那一拨人，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郭泰的全身而退、安然无事，受到了舆论的肯定。不是肯定他的沉默不作为，而是肯定他的“清谈”言论智慧。
对此，后世多有记载：
◆ 宋·范晔《后汉书·郭太传》：“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意思是说，郭泰善于鉴识和品评人物，但不作过激和而深刻的评论，所以宦官专政也不能伤害他。
◆ 司马光《资治通鉴》：“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意思差不多，说郭泰虽然善于评判社会伦理，但言辞不过激，所以处在昏暗的世道也能避开祸端。
后记
无论是范纯仁式的“不言人非”，还是郭林宗式的“不为危论”，都是古人言谈智慧的总结；前者避免对他人带去伤害，后者避免为自己招来祸端。不得不说，无论身处何世，这样的言谈智慧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如何管住自己的嘴，是一门十分接地气的处世学问。无怪乎朱熹感慨道：“吾人不可无此浑厚。“所谓浑厚者，不仅有为人厚道的一面，还有处世睿智的成分。
朱熹格言楹联，抄录并制屏于明清时期，现收藏于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格言全文如下：
虞舜能顺亲之心，曾参能养亲之志，吾人不可无此孝思。
大禹有昌言之拜，元公有吐握之勤，吾人不可无此恭逊。
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少时志便任天下，吾人不可无此期许。
韩琦不责碎玉之胥，刘宽不叱飜羹之婢，吾人不可无此度量。
赵清献公无事不可告天，司马温公无语不可对人，吾人不可无此光明。
杨伯起却暮夜之金，罗一峯拒奔楼之女，吾人不可无此正大。
韩淮阴甘受胯下之辱，蔺相如谨避廉颇之威，吾人不可无此舍忍。
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
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吾人不可无此服习。
苏季子引锥刺股而自奋，司马光员木为枕以自警，吾人不可无此勤苦。
文字：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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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优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