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传统文化热潮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王阳明热”，甚至可以说是“王阳明崇拜”。
在儒学承传谱系中，王阳明被列在孔、孟、程、朱之后。北宋有道学五子，即张载、二程、周敦颐和邵雍，南宋朱熹集大成，总结出理学体系。明代统治者推行朱熹的学说，科举考试试题即来自朱熹对孔孟经典的解说。朱熹的同时代人陆象山对朱熹的学说提出了不同意见，形成所谓“朱陆之争”。王阳明继承发扬陆象山的主张，创立了心学，与朱熹的理学相对。因此，王阳明的心学是陆王之学的一部分。王阳明不但在理论上比陆象山更系统，而且在事功上超过陆象山。尽管他一生仕途并不顺遂，但在中年时期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建立了军功。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只有两个半，两个是孔子和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兵成功者以三人为最：诸葛亮、王阳明和毛泽东；又有人说：五百年来，能把学问付诸实践，让道义显现于事功的只有两人：王阳明和曾国藩。此类说法还有很多，足可看出王阳明的地位和影响。
王阳明一生功业和学问，他的高超的意志力和一心向善的道德力量，让众多英雄豪杰敬佩不已。心学鼓励人们在逆境中忍耐孤独，积极进取，走向成功，因此常常被当作修身励志的教科书，各行各业的人都能从中得到教益。
中国当前正大力弘扬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提倡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因而对王阳明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图书、电视剧等多种形式向读者和观衆解说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学说。仅就图书而言，坊间有关王阳明的全集就有多种，便于初学者的校点本、注释本乃至白话译本更是数不胜数。但多数著作在解说王阳明心学理论时，将其视爲对理学的反拨和超越，赞同褒扬，乃至顶礼膜拜，而较少提及王阳明的学术源流的演化和变迁。
鉴于此，我们影印出版《王阳明全书》（以下简称《全书》）。本书也称《王文成公全书》，系明隆庆六年浙江巡抚谢廷杰主持刊刻。阅读全书，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阳明学说的形成过程。
人物介绍
王阳明
明代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幼名王云，后改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爲阳明先生。姚江穿城而过，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又被称爲“余姚之学”或“姚江之学”。王阳明生当明代中叶，皇帝昏庸，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社会矛盾尖鋭，学术崩颓。此种恶劣环境，使王阳明命运多舛，但也给他提供了施展才智的机会。王阳明参与了军事斗争，对社会稳定立下汗马功劳，又潜心求学问道，集心学之大成，成为“儒学第一流人物”，“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以兼具文事武备而彪炳史册。
王阳明的学说
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王阳明在一封给友人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翦除鼠窃，何足爲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窃，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他在实际处理军政事务中清楚地认识到，贼是永远也扫不完的，边疆地区有，内地也有；贫苦地区有，发达地区也有；下层人民中有，朝廷中也有。王阳明在仕途坎坷、戎马倥偬的一生中，边行边思，致力于求“知”，以相当大一部分精力研究致知之学。
他聚徒讲习，培养后进，在切磋琢磨中探求真理。他深知不战而胜，要须攻心。即便在十分激烈的战斗中、极其危险的形势下，他也注重内心的涵养，竭力做到神专、气定、心稳。他在后期的军事斗争中，屡屡采用攻心术，时常奏效，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保护了地方百姓。可以说，他的事功是以学问爲基础的，如没有学问做基础，心中没有定力，不涵养良知，则难以取得卓越的功绩。《明史》的编纂者特意拈出王阳明事功的根本：“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所谓“中”，就是内心。
三十四岁时王阳明总结所走过的爲学之路，认爲词章之好和佛老之学，都是走了弯路。声称自己“谬矣三十年”。这一年，他与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一见订交，立志昌明圣学。正德三年（一五〇八），王阳明“居夷处困”，日夜端坐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落。一天深夜，他顿悟格物致知的道理，并以此说与五经相印证，发现完全吻合，于是写下《五经臆说》。他认识到格物致知，应该“求理于吾心”，而不是求理于物，因爲心即是理。他因此质疑朱子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将自己学儒以来“物理”与“吾心”判然爲二的疑团彻底打破，奠定了心学的基础。龙场顿悟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转折点。
王阳明心学的基本内容有三个部分：一是“心即理”的人生论，二是“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三是“致良知”的教育论。
“心即理”的人生论
心学认爲，心乃天地万物之主，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而所谓“圣人之学”，就以心学爲根本，是圣人爲了复原其心体所共同的与万物爲一体的本心，从而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来教化世人。“本心”原本包含着最高的天理或者天道的，天理不外乎人心，天道即是人道，所以天理就存在于人心，天道即是我们的“本心”。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也”，“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参与，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就无法进行。“心即理”，是王阳明学说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心”，王阳明后来又将它称爲“良知”。
“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王阳明认爲，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把“知”“行”分成两件事，而且是知先行后。他因此提出“知行合一”说。其立论的出发点，关乎对《大学》的解释。《大学》中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圣贤修养身心的宗旨和方法。朱子特别重视《大学》，编爲《四书》之首，称之爲“古人爲学次第”，强调必须一层一层地做，走了第一步才到第二步，不能跳跃，没有捷径。其中，诚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工夫，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工夫。朱子对“求知”功夫特别注意，因爲他发现，《大学》本文对“诚意”以下文字都做了解释，但对“致知格物”却未做解释，怀疑可能有脱文，便写了一篇《格致补传》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衆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子强调的“爲学次第”，对儒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循序渐进的正途，是很消耗人的精力的。天下事物如此之多，若用科学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只一件就可能耗尽一生精力。终生以之，往往不能得到多少进境。如此一来，求知就成爲一件极难的事，其后果可能造成两个弊端：一是泛滥，二是空虚。要麽像王阳明和他的同伴那样格竹格到筋疲力尽，要麽就弄弄虚文装装样子。明代的统治者看中朱熹的理论，科举考试的试题就来自朱熹对孔孟经典的解说。社会上普遍深切感受到读书阶层的两个偏向：一是过分强调读书功夫，较少注重内心修养，用宋代陆九渊的说法，就是“尊德性”不够，这是因爲受了朱熹的影响，用太多的功夫“道问学”，力图做到渊博；一是不重品行，只讲学问。好像要成爲圣人，只需多读书识字，记诵篇章，书本知识越多就越有地位，越受人尊重。因此，有些读书人虽然学到了不少书本上的知识，但却做出违背圣贤道理的恶行来，王守仁斥之爲“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他从理学上找到这种言行不符的原因：朱子把“心”“理”一分爲二，造成了知行分离。针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主张，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说，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认爲，凡人之所以不能“做圣”，主要就是由于“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因此，他主张把“知”和“行”结合起来，不能离开“行”而求“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以爲知。总之，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有知方有行，有行便有知，而知行的本体只有一个，那便是良知良能，而知行的功夫也只是一个，那便是致良知。
“致良知”的教育论
“致良知”是王阳明结合《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发挥出来的观念，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是他从百死千难中体察出来的“灵丹一粒”、“正法眼藏”，或如他自己所宣示的，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良知便是天理，而天理不外乎是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等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如何致良知？就是通过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体认良知，从而合乎天理。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如同“见到父亲自然知孝，见到兄长自然知悌，见到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知行合一”的一个重要关节，就是把握和涵养本体，防止“一念之不善”，注重在刚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将其根除，避免“不善之念”潜伏思想之中。如果说“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学说的核心，那麽，致良知就是核心的核心。
王阳明学说的影响
王阳明的学说注重培养人的主观精神，在知识阶层乃至普通人民中很有号召力。心学与当时知识阶层自我意识觉醒、追求自由的心态相应和，很快流行。正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所描述：“至近代王文成、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袁中道说：“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披云见日矣。”明末史学家兼文学家张岱也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爲暗室一炬。”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赞王阳明心学“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着明者也”。
王阳明的心学开启了王艮、顔山农、何心隐、李贽等王门后学的异端思想，形成新兴市民阶层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新思潮。王阳明学说成爲在民间广爲流传的新思潮，与朝廷推崇的程朱理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王阳明在世时随处讲学，门下弟子衆多，形成黔中、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八大王门学派。王阳明去世后，王门弟子不顾朝廷的禁止和正统学界的非议，到处办学，传播王学。例如，在王阳明龙场悟道和最早讲学的贵州地区，王门弟子建立了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书院，重修了龙冈书院、文明书院，新建了正学书院。江西是王阳明做官和讲学最久的地区，前后长达十一年之久（一五一〇～一五二一），在江西形成了以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两峰、邹元标等爲代表的江右王门，有的是代代相传的心学世家。《明儒学案》称赞江右王门弟子“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使“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浙江是王阳明家乡，王阳明晚年曾因遭到谗言而回乡闲居，浙江学子数十人拜王阳明爲师，最后培养出以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等爲代表的浙中王门，其中尤以钱德洪、王畿两人最爲著名。王阳明出征广西思、田之际提出的学术宗旨“四句教”，分别被钱德洪、王畿发挥成“四有”和“四无”两派，发扬扩充，但也因此造成阳明心学的分流。泰州位于今江苏东台安丰，泰州王门这一学派以盐丁王艮爲代表，下传王栋、徐樾、赵贞吉、顔均、何心隐、徐阶、李贽等，这些人身份相差很大，有的是平民，有的是高官。这一学派广建书院，随处讲学，将阳明心学流传天下。《明儒学案》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顔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绊。”泰州王门的出现，表明阳明心学进入到最后的鼎盛时期，并引领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讲学之风。故《明儒学案》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王阳明思想中包含着思想解放因素，这正是王学二十世纪初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和对圣贤经传神圣地位的否定，成爲进步思想家打破纲常名教和冲击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因而得到近代青年学子的倾心膺服和热切崇信。
《王阳明全书》简介
隆庆刻本
王阳明逝世后第三十九年，隆庆元年（一五六七）五月，以大学士徐阶爲首的王门弟子向刚即位的穆宗上书，请求对王阳明做出公正评价。朝廷对王阳明予以甄别平反，“诏赠新建侯，謚文成”，从此有了“王文成公”的称号。隆庆二年（一五六八），郭朝宾搜集刻印《王文成公全书》，但流传不广；而隆庆六年（一五七二）王门后学谢廷杰主持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则流传较广。本书即依据隆庆六年刻本影印。全书分爲六大类：一爲《语録》（三卷，《传习録》上、中、下三卷），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二爲《文録》五卷；三爲《别録》十卷；四爲《外集》七卷；五爲《续编》六卷；六爲《附録》七卷（含《年谱》三卷、《年谱附録》二卷、《世德纪》一卷、《世德纪附録》一卷），共三十八卷。
以下将《全书》内容略分三类予以介绍。
《传习録》
全书编者将《传习録》上、中、下三卷放在卷首，称之爲《语録》，是王阳明门人弟子所记録的王氏讲学言论及其答友人弟子的论学书信的汇编。与孔子门人编録的《论语》一样，它包涵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基本主张，堪称王门圣书、心学经典，在王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传习録》是王阳明最早版刻的著作，其中上、中两卷均经他本人审定，下卷及此后各种文字则系弟子们搜集编辑。
《文録》及《续编》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全书》的提要，是这麽说的：
……其初本各自爲书，单行于世。隆庆壬申，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前面一段，讲弟子们对宗师的推尊，给人的印象似乎这是王门自己的事，不是公论。只在末尾给了几句赞扬，却又偏重于诗文。
说王阳明善于文辞是不错的。《古文观止》收録他的《瘗旅文》《教条示龙场诸生》，前者尤其脍炙人口，至今仍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王守仁早年做诗，刻意求工，有一个时期，耽溺文辞，作文甚多，曾与前七子游，在文坛上颇着声名。但后来担心以文害意，遂鄙弃文辞。其实，正如孔子所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文辞有助于传道授业解惑。
王阳明学说虽然注重实行，但他语録和文章搜集起来，却也卷帙浩繁。《文録》包括《正録》五卷、《别録》十卷、《外集》九卷。
《附録》
《全书》所收并非全是王阳明的著作。
严格地说，《全书》只应收録王阳明本人的著述，但因爲弟子们的编辑过程漫长而且复杂，留下不少序跋之类文字，在编辑时一并收入。这虽然造成体例不纯，但对于后世读者和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
《全书》的《附録》部分主要由《年谱》和《世德纪》组成。《世德纪》包括《阳明先生家乘》和湛若水、黄绾等人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行状、祭文等。其中，关于王阳明祖父和父亲的传记材料，对认识王阳明家学渊源很有助益。如关于其父（海日翁、龙山先生）的一段：“公之学一出于正，书非正不读。客有以仙家长生之术来说者，则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长生奚爲？’”其父对道家的态度，对王阳明不可能没有影响。其他如有关恢复王阳明爵位的奏疏和朝廷的制诰，以及弟子们对王阳明后人的照料和帮助等，都有助于读者认识王阳明的生平思想及其影响。
黄乔生
二〇一七年四月于北京
图书介绍
《王阳明全书》
（明）王守仁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