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提的好。严格来说是从周代建国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发展的基础就是传播学的兴起。而传播学兴起的基础，就是文字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所以，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能够高速发展，这也是以文字为传播媒介的兴起和发展为基础的。今天我们看起来文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前，文字的传播是非常有限的，甚至还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没有文字，知识传播就主要以口头传播为主了，但是，口头传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不容易传播的很准确很可信。
半坡陶器上的刻刻画画已经是早期的文字了。
我们知道，中国文字的使用历史是很长的，起码在甲骨文之前已经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这2000的历史当中，所谓的文字并没有起到传播学的媒介作用，所以，也就没有用文字产生什么“书”，所以，也不存在“读书”问题，知识只能靠口口相传，甚至包括商朝，也没有“读书”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无“书”可读，只有口口相传。如果要说读书，那么听不绝于耳的各种口口相传知识，也就是“读书”。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知识，就是“听”来的，而不是只有书本上读来的。
但是，周朝继承看商朝甲骨文文化，大兴文化教育，很快文字就在贵族阶层得到应用。到了西周晚期，学习文字的普及，已经下达到像孔子这样的没落贵族阶层，因此，掌握文字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庞大，所以，也就会产生一些“书”。例如《尚书》、《诗经》、《春秋》、《易》等等这样的著作就会产生，这个是第一批中国的“书”。至于到春秋时代已经掌握文字应用的中国知识分子，究竟能够读到什么书，我们现在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书”非常有限。
我们从春秋时代的著作像孔子的《春秋》、列御寇的《列子》来看，他们引用的大部分都是传说，谚语和《诗经》语言来看，当时流传的“书”真的非常少。就是引用青铜器经典的文字都非常少。
原因当然也不复杂，
第一，书还属于官方垄断，书的内容和范围，基本上限于国史一类，顶多就是有一些国家政令档案，即后来的《尚书》。
周朝已经有了记事的国史，这个比商朝要进步。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商朝有史官记事的事实，起码没有实物证据。所以，记事的独立工作就垄断在史官这个阶层了。
但是，史官也不可能去写兵书医书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也看不到春秋时代以前的医书兵书等等。
第二，出“书”的代价非常高昂。
春秋时代以前，如果有“书”的话，除了国家档案文件，还有一类“书”，就是青铜器铭文，也叫“金文”。
这一类的“书”，往往流传面非常非常有限，但是，也不可否认他是有传播作用的。例如孔子就引用过一个周文王时代洗脸盆上的铭文，“苟新日新日日新”，近代人考证认为那个“新”字，应该是“亲”。
但是，春秋时代国家出现一定的分裂和争霸局面，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就会扩大，很多有知识训练的人，就会脱颖而出，有很广阔的出路，这样，私人办学培养人才，也就会应用而生。
这些教育人才都是可以流动的，所以，传播思想知识的媒体写书，也就会应运而生了。
那么，这些人写书是依靠读书很多吗？我看不是，只因为他们掌握了文字，所以，生活本身就是“文献资料”，大量的民间传说，就像“成语故事”一样为大家所熟悉，拿来就是很好的教材了。再加上亲眼所见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很好的“书本”
例如《论语》的子曰诗云都是直接来源于生活和传说。《列子》里就记载了很多春秋时代的故事，包括还有孔子的故事，这些基本上就是社会生活的记录了。而像“愚公移山”就是民间传说了。
春秋晚期到战国接近400年，这个400年里，大量的著作开始出现，著作家的著作并不像今天会参考多少书。因为书太少。特别是春秋时代的著作，根本谈不上引经据典。因为，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多少原典文献可以参考阅读。
但是，战国时代有一定的引经据典数量了。例如《孟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但是，民间传说和作家的创作仍然比例很高。像《庄子》、《韩非子》的著作寓言的成分很大，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有一些书可读，但是，数量非常有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思想通过著书立说百家争鸣创造出来的，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原典。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我们是无法超越的，后世对诸子百家的注解研究，仅仅是对诸子百家的深化完善和继承。
为什么以后再也没有超越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成就呢？
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其实不过是对中华数千年文明史是的文化记录总结而已，我们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以前，早已有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是在口头传播。自从有了文字使用的普及，就把这些辉煌灿烂的文化整理记录下来了。所以，尽管过去几千年了，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化仍然感到代表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
例如“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例如“君子自强不息”的思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