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姚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
冥搜拾句、刻意苦吟是“晚唐体”的主要创作方法，“清境”“清格”是“晚唐体”的主流审美追求，多近体而少古体是“晚唐体”的主流体例，清瘦细致是“晚唐体”的主要风格。
晚唐体因其独特风格而在宋朝诗坛上自称一派，占据重要地位，它曾在宋朝经历了长久时间的发展衍变，而众多晚唐体诗人虽在诗风和创作方法上继承并自觉遵守了很多“晚唐体”的主导风格取向，但因其各自生活经历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他们各自的诗风也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差别，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晚唐体”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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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为“九僧”（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洲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潘阆、魏野、林逋等。在艺术风格上，“九僧”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尤喜在五律的中间二联表现其镂句锻字的苦心孤诣。而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诗人作风则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得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微充实一些。
到了北宋中期，欧阳修在《六一诗话》曾说：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由此可见，欧阳修对晚唐诗评价是很高的。而苏轼对“晚唐诗”则是有褒有贬，他十分不满王安石诗句中“晚唐气息”，他曾多次批判“晚唐诗”风格着眼于气格卑弱，但他也只是对其风格不满，在其他方面，苏轼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如苏轼曾赞扬“晚唐诗”语言不因袭模仿，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另外，与苏轼不同的是，黄庭坚则是对晚唐诗嗤之以鼻，他常常贬低“晚唐诗”之卑俗。
总体来说，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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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南宋初期，对“晚唐诗”的评价则呈现两极之势，计有功认为“晚唐诗”是“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毫不足观。而杨万里则发明了“晚唐异味说”和“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对“晚唐诗”进行了高度评价。
在南宋中后期，韩淲首先使用“晚唐体”一语，刘克庄和俞文豹对“晚唐体”进行了较多论述，但多以批评为主。
至此，“晚唐体”自身因其僵化的诗风，已逐渐失去往日神采，成颓败之势，直到“永嘉四灵”的出现，才使得晚唐诗风在沉寂百年之后再度兴盛。
所谓“永嘉四灵”是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四人都出自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四灵”。他们或为布衣，或任微职，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较为单薄，诗歌在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剔透，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影响渐趋衰微，“四灵”选择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典范，打破了江西诗派藩篱，具有一定程度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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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四灵”的出现，使得“晚唐体”再度兴盛，但是他们的诗歌并不是对前人的重复，而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要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创新，并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理论主张，而正是因为这些改变和创新才使得“晚唐体”再度流行。
首先，“永嘉四灵”在题材的选择上基本继承了晚唐体这一历来为人诟病的传统，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增大。但是与前人不同的是，他们在题材的处理上，显示出一种世俗化、生活化的倾向，而且他们的诗集中，也有一些反应民生疾苦和时事的作品，如徐照的《促促词》，就是揭露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及人民的痛苦，虽然这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在艺术上成就并不如他们的其他作品高，但是它们终究使得我们看到了“四灵”冲淡平和之外的另外一面。“四灵”作诗强调“诗思出门多”，强调诗歌创作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诗歌创作的源泉来自广阔的自然世界和真实的社会生活，仅有经年积累的学问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如赵师秀“香烟思盛日，诗句记游时”，徐玑“客怀随地改，诗思出门多”等，都说明了作诗应来自世俗生活。
其次，“永嘉四灵”改宋初游僧和隐逸诗人的“清雅淡远”的风格，变为“清和圆润”的风貌。宋初“晚唐体”诗人身处国家繁荣开放的太宗、真宗时期，文人颇受礼遇，游方和隐逸大多是他们追求超世独立的生活追求，对于身世并无太多悲愁，所以他们的诗大多清雅脱俗，孤傲清冷。而“永嘉四灵”则不同，他们大多出身布衣，但并不甘心为布衣，他们对功名利禄充满了眷恋，他们追求的并非宋初时期“晚唐体”诗人的遗世独立，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操守，他们的创作沿袭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表现出了一种安贫乐道、淡泊恬然的生活态度。
他们认为贫困的生活不但不会使人消沉，反而有利于精品诗歌的创作，如赵师秀就曾说：“家贫难释宦，身远易成名”，徐照也曾说“秀句出寒饿，从人笑我清”。另外，他们还认为诗人创作要保持良好的心境和创作心态，安宁平和，与世无争，也即是独善其身，不愿干预社会现实。在南宋后期，文人的生活大都同“永嘉四灵”相似，他们出身寒门，却饱读诗书，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他们渴望出世但又出仕无望，自然会对“永嘉四灵”这种安贫乐道，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的的生活特别容易接受，从这个层面来讲，“永嘉四灵”的审美和生活趣味引起了很多下层文人的共鸣，自然易于流行。
最后，在诗歌创作技巧上，他们虽是以学习晚唐诗为主，但是他们同时也大胆革新，并吸收借鉴了江西诗派等的有益成分，使得其创作技巧更为完善成熟。在“永嘉四灵”之前，“晚唐体”多以五律为主，但是“四灵”大胆尝试古体诗的创作，大大增强了“晚唐体”的表现能力。另外，他们也善于吸收江西诗派的长处，“四灵”的诗歌以白描为主，但也并非一味白描，不用任何典故，相反，他们效法江西诗派，造语平淡，在其诗歌中不着痕迹地恰当运用了不少典故。这些都是四灵对“晚唐体”在诗歌艺术上的一大发展。
总之，“晚唐体”在有宋一朝经历了长久的发展，而人们对“晚唐诗”的看法，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看来，也是各不相同。“晚唐体”经历了两次繁荣，第一次是宋初以“九僧”和、潘阆、魏野、林逋等为主力的晚唐体诗歌创作，一次是南宋末期，“永嘉四灵”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发展。总体来看，“永嘉四灵”在对晚唐体诗歌创作进行了一些调整之后，变得更加符合大众要求，流传也更为广泛，“永嘉四灵”对晚唐体乃至整个宋朝诗歌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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