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现象很有趣，那就是能够青史留名的人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立了大功者，另一种则是犯了大错者。而四平八稳无大功亦大过的人则很难让今天的人记住。就比如说人们能够记住马谡这个人是因为他丢了街亭，继而也随之丢了性命。因此后来流行了几句俗语：马谡失街亭——纸上谈兵。挥泪斩马谡——执法如山。而“挥泪斩马谡”也为诸葛亮的光辉形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马谡本身并非庸才，相反是个才华横溢的谋略之士。他在西蜀军中伴随诸葛亮左右，深得诸葛亮的器重。《资治通鉴》中说：“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用为参军。”诸葛亮征南中时，他曾提出著名的战略：“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这一战略得到了诸葛亮的赞许，因此才有了“七擒七纵”。直到把孟获打服了为止，也换来了南中的持久和平。马谡的这一策略直到今天还很适用。比如说现在某些政府部门和百姓之间存在矛盾，政府部门常常依靠手中的权利向老百姓施压，用暴力解决矛盾，结果造成了这种对立的日益加巨，最终出现了很多群体性社会公共事件。这都是政府部门不懂得“攻心为上”道理的结果。
诸葛亮征服南中后，紧接着便兵出祁山，讨伐中原。这时马谡又献上反间计，使新立的魏帝曹睿对司马懿产生怀疑，罢了他的兵权。由此可见诸葛亮把街亭这个战略要地交与马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马谡本人也的确有过人之处。但问题是马谡的才干只能在帷幄之中，而不能独当一面。古代出兵打仗，除了主帅之外还得有军师辅佐。军师不参与具体的指挥作战，只是出谋划策。因为军师中以读书人居多，这些人满腹经纶，但主要精力还是在谋划上，而指挥作战则涉及很多具体的军事学知识，以及临场指挥应变能力，这些正是读书人所欠缺的。像诸葛亮这样既能运筹帷幄，又能指挥若定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在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况且历史上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并非像小说中那样神乎其神。
所以马谡是个好干部，但可惜放错了位置。让一个谋士去指挥作战，在整个三国时代恐怕也只有诸葛亮敢这样大胆尝试了。曹操手下有郭嘉、荀彧、程昱、贾诩；孙权手下有张昭、步鸷、顾雍、阚泽。这些都是难得的谋略之士，但他们中没一个是亲自带过兵的，所以也就远离杀身之祸。而马谡就没这么好运了。头脑发热，毛遂自荐也就罢了，还要立什么军令状。这些也都罢了，又一意孤行，不听王平苦谏，把人马扎在山上。这样的错误很低级，就是因为实践经验太少，不懂得根据地形灵活用兵的原则。结果被司马懿连烧带杀，损兵折将，狼狈逃回。
这时诸葛亮恐怕肠子都悔青了，才想起刘备临死前跟他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军事才略有限，但看人眼光极毒。而诸葛亮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有人认为以诸葛亮之才不会看不出马谡的缺点，之所以还让他带兵是想借司马懿之手除掉马谡。这种说法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治马谡的罪也不至于让自己深陷险地，性命能否保住不说，也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是把名誉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的。所以诸葛亮错用马谡只能说明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如果诸葛亮真是事事都能拿捏得准确无误，那么他就真成了妖怪了。诸葛亮的这个教训也说明从古到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这更符合人性的特点。
至于马谡的被杀，历来也有争议。有的人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自古以来打败仗的人多得是，因此被杀头的还是少数。马谡只打了一次败仗就掉了脑袋，因此死得实在冤枉。我觉得一方面战争毕竟不是过家家的游戏，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军令也不是儿戏，执法如山在军队中是至关重要之事。所以披着这层华丽外衣，挥泪斩马谡才成为美谈。但同时军令如同法律一样，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是绝对不能变通。像关羽同样签了军令状，但还是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诸葛亮只是吓唬了他一下了事。但问题是马谡的情况和关羽完全是两码事，在那时那地，马谡是非死不可的。
因为诸葛亮让关羽守华容道是一种策略，原本就不想让曹操死。再加之刘备求情时哭诉当初盟誓时说过三人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诸葛亮自然不敢把刘备如何，便只能顺坡下驴。而街亭却是战略要地，不容有失。而最终刚愎自用的马谡还是丢了街亭，表面上是马谡之败，实则是诸葛亮自己的大败。损兵折将不说，也让诸葛亮颜面无光。如果主帅丢了颜面，又何以服众呢？所以诸葛亮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把脸找回来。因此只能杀马谡正法，随后自己又请旨自贬三级，从丞相变成了上将军，但指挥权还在自己手上。这就是最圆满的一个结果：既正了军威，稳定了军心，也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作为主帅的威信，指挥权也未旁落。因此诸葛亮的这次危机公关也堪称经典。
只是可惜了马谡，本来是个很有潜力的人才，就因为一步走错而成了刀下之鬼。这就是对自我认识不到位的后果，只知道夸夸其谈，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贸然行事，结果只能是这个下场。因此错误每个人都会犯，但错误的性质不同，后果也截然不同。有的错误可以弥补回来，而有的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所以马谡的血淋淋的教训足堪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