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学泰
“读经热”多年了，近来，这个“热”具体落实在《论语》上了。《论语》讲座，读《论语》心得，借助电视，异常火爆。甚至我所在的偏僻的小区里也在数处张贴了“劲松街道文明市民学校”编纂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理名言》，其中《论语》就占了大半。然而《论语》是什么？未必人人皆知。
一、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1、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一些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让外貌像孔子的弟子有若扮演老师。可见弟子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视《论语》为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当时孔子是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当时都称为《论语》。
我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另外，这种形式的“纪念册”不止《论语》一种，“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一些“语丛”也近似《论语》。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把孔子搞得一贯正确。又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
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凡是官家所发布的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上面提到的“语丛”也用近汉尺八寸的短简书写，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同，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书桌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类的读物了。
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时代大体相合。《坊记》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齐人传出的二十二章（多《问王》和《知道》）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三个本子。
西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成帝做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原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促成《张侯论》广泛流传。当时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刊《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所存无多。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论语》47处，都称《论语》。
东汉末集大成的经师郑玄依据《张侯论》，参考《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此书五代以后也失传。20世纪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1969年在吐鲁番发现了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
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经整理，录成的释文7576字，约为《论语》的二分之一。属于《鲁论》系统的。
二、《论语》地位的涨落
1、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两大派，思孟一派有点理想主义，荀子一派则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代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是被楚人灭掉，汉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
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才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
《论语》成为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末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原载《文汇报》2007年09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