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古典文学，旧体诗词定是绕不开、也是不能绕开的章目。但时人鲜知的是， 于诗而言， 自是有亘绝千代的人物；但于词而言，却并无词人能在华山之巅分席列座，返续文宗，即：独有伟大的诗人，但绝无伟大的词人。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言业已深入人心的今天，自会有人反驳我这番“悖论狂言”：唐诗宋词元曲怎么可能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事实上，不但诗人词人有轩轾之分，就体裁而言，亦有轻贱之别。
诗词而有别
- 《三百篇》＆钦定的教化嫡传
我们谈诗词之别，便不得不谈谈诗词二体的渊源续承。《乐记》早云：“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而中国文学（或者直说文学），未曾有更早于诗歌之体。
就我国而言，古时文字之制，虽然有口耳相传之歌咏，但却并未形成完善的整理制度，逮至周时才出现了一种叫“采诗官”的职位，诗歌至此方有集结：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周代的诗歌集合传名《三百篇》，大类分作《风》、《雅》、《宋》三别，共计三颂、二雅、十五国风；虽期间尚有数百年之跨越，但孔子既言“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想是时出周代，应能定论。
为时既定，前无来者，《三百篇》称中国文学之滥觞当名副其实，且不论《三百篇》总纂官为万世师表之孔子，又定下了“思无邪”、“兴、观、群、怨”的指导基调，自然而然，诗歌便是“统摄天下文体，行名教传化之理”嫡传正统。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 《楚辞》＆浪漫飙流之鼻祖
《诗三百》多以四言为诗，虽古雅玄妙，但限于字数，总归会有文繁意少之叹，彼时唯有楚地，因地险流急独别中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楚歌体系，即后世所谓之“楚声”。
如《越人歌》之句式结构迥然《三百》，两句之间夹一“兮”字，自然句调绵长，又楚俗信巫而尚鬼，发于诗歌便奇絕特怪，接宏阔而抵幽冥，此后世浪漫诗风之鼻祖所在。而“楚声”至《九歌》才算形成了独立之文体《楚辞》，其中屈原之功，居而至伟。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言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楚地不尊孔子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而独尊巫鬼，诗歌吟咏之中不外乎鼓舞以乐诸神，如《九歌》中之《少司命》、《湘夫人》等
《少司命》、《湘夫人》节选
至于屈原《离骚》一出，卓然横流，竟以一人之力，推《楚辞》而并《诗三百》，后人常以风、骚并举，说的便是《诗三百》和《楚辞》。
- 词＆花间艳科之余兴
诗经风、骚而定正统，下接汉乐府、五七言诗而大观于唐之近体，洋洋千年不绝传嗣，文人早定“言志”为诗家的至高要义，但对于词而言，仅是狎兴歌舞的消遣之作罢了---甚至还不承认。
明代杨慎认为诗词“同宗而异源”，但我们现在熟知的宋词却并非如此。词是随着声乐而起，但在隋唐年间，词所本的音乐体系早非孔子口中韶武雅颂的华夏正声，而是礼崩乐坏之后，始于武德、贞观的燕乐诸曲。
北宋年间礼乐兼备，已涵养燕乐数百年，但于词而言，依然定《花间》为倚声填词之正统，不过是娱宾遣兴之资。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间集序》）
然北宋年间作手不在少数，但没哪位文坛魁首敢张言以词作传名，甚至晏殊在诘问柳永时都常言“公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粘伴伊坐””，词家地位，可想而知。
诗、词轻贱之别便抵于此，一者是文人眼中兴教化之正体。一者只是穷极无聊的闲兴清讴，只言倾注精力之多寡便有不同，如何能谈并举？轻词重诗，古来有之，这种状况唯在清代才彻底扭转过来，然这是后话，本文便不多赘述了。
诗、词人而有别
诗家尚有能称作伟大的诗人，如屈李杜（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但词家并无一人能对标这四位的词人，这是来源于体裁所限，也来自作手的境界。
- 屈原
屈原自不必多说，独一人而传“骚”体，并肩周代诗歌总汇《三百篇》，其摄改之《九歌》诸篇远人间而近神灵（虽不证为屈原所作，但确曾经屈原修改润饰）；而《哀郢》、《涉江》、《怀沙》诸篇更是将文学性附加在“心理感发”之中。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离骚》节选
屈原蹈海扬波，开万世之法式，总揽文学之源头，此不独是诗人的伟大，更是天定之中国文学的揭幕之人。
- 李杜
今人论李杜总无非是贴个“放荡孤傲”、“沉郁顿挫”的标签，殆论诗作也是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拘世俗的狂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溅泪的忧怀，殊不知太白《古风》诸篇高标古醇，直承风、雅而近屈原；而老杜晚年诸体恣意，下开律体之万法而独称祖。
李杜并称，虽然两者殊途不见，但终归是对望云峰，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
“太白承前，杜甫启后，前者仿如旧代王座定下的嫡子，潇洒出尘自有高绝面目，不可学，不能学；后者呕心孤诣，包罗万象，开了新世界的法度，后人拱袖莫不以为师。”
发古之诸响而希于今世丨论旧体诗的听众席和入场券
但于词体，却不免有无人抗鼎之遗憾。
历数词家，当以周邦彦为正宗，甚至王国维也认为词家老杜必是先生（周邦彦）无疑，虽强行比附，但总归是加了一个前缀“词中”，虽然于倚声填词一路，清真定雅词正宗、填词范式，但就作品本身的高度并未超越词的限制；
而千年一见的苏轼苏东坡，虽然天资绝顶，但“惜乎哉特持天赋，诸事不用力”----苏轼文学皆会，但没有一体倾注了全部精力，至多成就不过与当世之人并举罢了：于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于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于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于字，与米芾并称“苏米”.......偶然间的词作可以称之为“伟大”，但并不能作为前缀。
东坡尚且如此，后来者更无一人能称之为伟大。
先决于诗词的地位，使得诸作手们用力深浅有别，后定于作手们“天予资质”的高低不同，所谓无伟大的词人而有伟大的诗人便是因此了。
但可惜的是，自新文化运动伊始，传统的古典文学便如博物馆的什物被束之高阁，仅以供往来后者怀念过去的符号。
虽然当下国学热潮愈演愈烈，但总归因为旧学是被“选择性”淘汰了， 普通的爱好者亦无有能力甄别活跃在当下的“国学导师”是真材实学、亦或是东郭先生，只是单纯的看名气大小择门而入-------如此这般，自然就被掮客们带的跟真正的旧学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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