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实习记者｜邱苑婷
编辑郑｜郑廷鑫
2015年8月4日，安徒生离开我们已经140年了。
“原来人们惯常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童话创作的和蔼可亲的绅士，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神经质的脾气暴躁、雄心勃勃、自我中心的诗人，他的一生危机不断。”傅光明先生在其翻译的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序言中这样写道。
但是，这样有意的“印象校正”，似乎无法令人完全信服——它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哗众取宠之嫌。真正的安徒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已经知道，他不仅写童话，在世时更是以诗人、戏剧作家、游记散文家闻名，然而，他所做的事情，并不足以定义他作为一个鲜活的人之存在。140年过去，或许已经没有人能给出所谓的“真实”；当然，就算在当时，又何谓“真实”？
能为后人呈现的，永远只是有关安徒生的许多侧面。正如拉尔斯·西贝格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庆典上所说，“孩子坐在膝上的天真的老童话作家的光辉形象，应该让位给全面的、人性的肖像。”
边剪纸边讲故事的“大学生”
“为什么花儿都凋谢了？”她向坐在沙发里的大学生问道。她十分喜欢他，他会讲最最好听的故事，还会剪十分有趣的纸画；心形剪纸上面有跳舞的夫人、花和门能打得开的宫殿。他是一位无忧无虑欢快的大学生！
——童话《小伊达的花儿》（1835）
与安徒生相处过的一个孩子曾回忆，对她来说，安徒生就是《小伊达的花儿》里那个大学生。其实，在安徒生的不少童话里，都塑造或提到了这样一个人物：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会即兴剪各种各样的剪纸，十分讨得孩子的欢心，却为成人所不屑。不消说，这些人物的原型，正是安徒生自己。
安徒生终生未婚未育，但在吸引孩子注意力方面，却像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凭借一双大手，一把很大的剪刀，他能灵巧自如地在纸面翻飞游走。长篇小说《两位男爵夫人》中，他借主人公之口说：“我懂得用一把剪刀在纸上剪出可爱的东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剪了。许多家庭还保存着我的剪纸。”伴着这一刀一剪，加上丰富跳脱的天才想象力，从安徒生口中，故事的角色落地了，开始互动，对话，发展情节，直到结局来临的前一刻——停，最大的悬念来了。此时，似乎可以想象围着安徒生的孩子渴盼好奇的眼神，要知道，剪纸在最后完全展开之前，通常很难看出剪的究竟是什么，更何况，安徒生的剪纸，从来都和规规矩矩的剪纸不一样。而展开剪纸的最后一刻，也正是揭开故事谜底的一刻。正如安徒生自己的诗句所说：“从安徒生的剪刀下，猛地蹦出一篇童话。”
里格默尔·斯坦普是安徒生最喜欢的教女，与安徒生共处的机会也更多。长大后，她在《安徒生和最接近他的人》中写下自己的回忆：“安徒生一面讲，一面叠起一张纸，拿剪刀来回地剪，鸟、棕榈树、宫殿、庙宇、魔鬼、爱神、天使、美人鱼、巫婆、清真寺、人形风磨、法国哑剧中的丑角皮埃罗等等多姿多彩的主体。”从这些剪纸形象中，你可以看到安徒生童话的影子。还是那些安徒生最爱写的人物、最爱设置的场景，只是变成了静态的最终呈现，而故事的曲折渊源，全在当初边剪边讲的过程里。或许可以说，它们根本就是未写成文字的安徒生童话番外剪纸版。
安徒生的许多天才，留在了这些脆弱的纸上。虽然不少已湮没在历史烟尘中，但庆幸的是，如今，在安徒生博物馆、丹麦博物馆，以及特地搜集出版的画册（如《阿斯特丽德·斯坦普的画册》《克里斯汀妮的画册》）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剪纸里的安徒生，看到拼贴画里的安徒生，看到绘画里的安徒生……依旧能为他文字之外的才华与情调而感到折服。
然而，打动人的不仅是这些造型艺术作品本身，更是安徒生在所有这些给孩子们的礼物背后的真挚。无关名利，无关出版，无关攀附权贵，安徒生用剪纸和故事与孩子相处的行为，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他单纯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全身心地沉浸在幻想和付出的满足感中。他曾经连熬几夜做拼贴画册，送给一个孩子当生日礼物；他在游历欧洲的途中，一路上都在收集可以用作拼贴画的素材，报纸、广告传单、野花；他把朋友送的八扇屏风，用拼贴素材重新装饰，让人瞠目结舌……大部分剪纸或拼贴画上，安徒生都会配上自己即兴创作的一首小诗，嵌入相关的故事，也常常嵌入要送孩子的名字。那些充满童趣的小诗，总会让人想到一个为讨孩子开心而把自己装扮成小丑的好心叔叔。
哪怕是帮老太太设计胡椒点心花样，安徒生也在想：“将来他们在列克桑的胡椒点心就会是这些样式的。我怀疑会不会叫安徒生的胡椒点心！……这就是说一个人可通过很多种方式成为不朽！”
活在他人眼光里的天才
亲切有趣，只是安徒生和孩子、熟悉的友人相处时的模样。出身低贱，心比天高，或许用这8个字形容安徒生也并非不妥。这便注定了他在成人世界拼搏时，是不甘湮没在平庸无为中的。傅光明先生说安徒生“雄心勃勃”，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与世有争”，才是安徒生入世的姿态。
安徒生小有名声之后，似乎一直都在与批评的声音斗争。或许事实并非如此，但从自传的内容和书写口吻来看，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外界眼光、非常敏感的人。对批评失望愤慨，对溢美之词心满意足，种种情绪都流露在其自传的字里行间。
安徒生曾因为向剧院投稿屡屡不中，故意匿名投稿，最后颇为得意地发现，匿名剧本大获好评。自传里，他写自己自得地享受着一种秘密快感：大家在真正的作者面前猜作者。这样的试探比较对安徒生来说并不少见。每次试探，似乎都让人窥见安徒生的小心思：怀疑他人给自己穿小鞋的猜忌。
而丹麦对安徒生的认可总是比国外晚几拍，这几乎是安徒生在世时的一个心结。1835年出版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之后，在丹麦充盈于耳的皆为“童话这种幼稚之作”“没有天赋”“与时代不符”之类的论调，甚至连安徒生的朋友也加入了反方阵营。当时丹麦的文学期刊选择了无视与沉默，唯一一篇评论，来自约翰尼斯·尼科莱·霍斯特《丹诺拉》：“这些童话也许能逗逗孩子，但不会对孩子有什么教益，而且，当今评论界也不能保证这些童话对孩子不构成伤害。”至于《豌豆上的公主》，“不仅谈不上文雅，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孩子们看完童话以后得出一个错误印象，即像公主这样的高贵女士一定都非常脆弱，容易悲伤”，“以后别再把时间浪费在‘献给孩子的童话’写作上。”
安徒生在自传里写：“这篇评论现在看起来极为可笑了，可当时却折腾得我心烦意乱。”但其实，何止是出版后的评论让安徒生心烦，早在为书定名时，他就开始考虑读者的眼光。这本童话集尝试把自然的口语用在书面语言中，像给孩子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或许是害怕这种尝试遭到不明不白的非议，他直截了当地说明，这是“讲给孩子们听的”，在自传里进一步解释，“为了一开始就给读者一个正确的印象”。不过，安徒生逐渐发现这种语言风格老少通吃，才在1852年出版童话总集时，斟酌过后，把书名改为《故事》。
从《讲给孩子们的童话》到《故事》，稍事琢磨，我们便可以揣摩到安徒生的匠心：在尝试之初、被认可之前，把握解释的主动权，留好得体的退路；得到读者的积极反馈之后，便逐步把自己作品的意义从儿童层面扩展到成人审美层面，毕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成人才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
不过在乎归在乎，安徒生还是没有停下笔。用他自传里的话说，是根本停不下笔。大概这是一种“非写不可”的欲望，故事里那些小人、场景都鲜活地欢蹦在安徒生的脑中，或许就像精灵被困在局促的笔杆里，唯有让他们随墨水流淌出来，在纸上孕育成形，灵魂才能得以释放。
丑小鸭的骄傲与自卑
安徒生与部分编辑的关系似乎也不甚和平。年轻时被退稿，编辑的常用措辞是“有基本的拼写、语法错误”，建议他先去接受文法学校的教育。但在安徒生看来，编辑对他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偏见，只要他粗心犯了一点语言上的错误，就会遭到不屑的嘲笑与非议。他卑微的出身、缺失的基础教育，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是他本就不强大的自尊心最薄弱的一环。
这时候，再去读《丑小鸭》，才会明白，安徒生在丑小鸭身上寄托了多少愤懑与抗争的渴望。丑小鸭所经历的一切嘲讽、不屑，都是安徒生自己最切身的体会。而丑小鸭从一开始，就不属于鸭群，而是天鹅——这不正是安徒生对自己的期待和想象吗？丑小鸭是意外混进鸭群里的天鹅，而安徒生何尝不希望，自己也是不小心落入底层的贵族。也许，他是因为天性心气甚高，所以会这样幻想；但又或者，这样的想象也确实弱化了他对底层的归属感，同时强化了他对于融进上流社会的渴望。140年前，重病的安徒生写下“我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克里斯蒂安九世”，与其说这是某种真实的身世之谜，不如说，这是他终其一生的执念。
安徒生写作时的塑像
但不可否认，正是这样心比天高的执念，才一步步把他推向了社会的上层。从奥登塞小城的鞋匠之子，到14岁坚持独自离家闯哥本哈根、追逐戏剧梦，到连连投稿受挫却不屈不挠地敲开了文化名流的聚会之门，再到贵人相助得到国王批准的教育资助，到为了辅助创作向国王申请旅行资助……无疑，这是19世纪丹麦真实的“屌丝青年逆袭记”。一直追逐远方、疏离故地，这背后最强大也最本能的驱动力不是其他，正是不甘平庸的野心。
晚年，安徒生出版了一本给大人看的童话——《月亮看见了》。其中的“第十三夜”，还有意调侃了挑语言刺、认为年轻作者“狂妄”而进行打压的编辑们。编辑们的喧闹看起来不过是笑话一场，而此时，“受人赞誉的、谦虚的诗人”却是“得到了所有宾客的尊敬，心满意足”，另一位被认为狂妄的年轻人则正在接受恩主的召见。恩主虽也看到了他的狂傲，却依旧因为赏识其才华，对年轻人表示了尊敬。故事的最后，是这样一首短诗：
尘土埋没的是属于天才的荣誉，
津津乐道的永远是平庸的材质。
这原本古久以前的故事，
却在生活的剧场中每天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