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不仅体现在名士清谈和不羁的举止上，同时也呈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单单从他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上，我们就能窥见当年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风流而有节制，洒脱而有尺度……
魏晋时期, "褒衣博带"是社会的主流服饰风格,上至门阀望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子穿衣袒胸露臂,呈现出自然洒脱、轻松旷达的感觉。当时的名士,穿一种类似今天背心的内衣,然后就是一件宽松的外衣,这种穿衣方式仅见于这一时代,在古画中多有呈现。
褒衣博带、羽扇纶巾
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画家孙位所作《高逸图》残卷,描绘了“竹林七贤”中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四位人物的形象。这四位的服饰特点尽显褒衣博带的风格。在残存的《高逸图》中,尽管缺少嵇康、向秀、阮咸三位,但也可以想见他们服饰的大略风格不外如此。
这种服饰的总体风格是宽大肥硕,特点是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厂。画作中的山涛袒胸露腹,披襟抱膝,左手臂上垂悬白色“吊带”,是内衣“裲裆”的挂带,其实这就是古代的背心,看起来像现在的“吊带衫”。其余三位衣衫稍整,衣服的线条自然垂下,呈现超凡脱俗的气质。
◎唐 · 孙位 ·《高逸图》
◎左上：山涛 右上：阮籍
◎左下：刘玲 右下：王戎
褒衣博带并非魏晋独创,而是古已有之。西汉淮南土刘安主编的《准南子·齐俗训》中记载: “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隽不疑传》中有这样的文字: “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
唐代学者颜师古注释说: “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这些记载说明,自汉代以来,褒衣博带就成为中原儒士流行的服袭。魏晋时期, 基本上沿袭了东汉服制,朝服、公服变化不大。
◎《北齐校书图》构图中心的塌上，四位身着丝衣的士大夫
魏晋士族的服饰风格一直 延续到南北朝。波士顿美术馆藏得《北齐校书图》就延续了竹林七贤的这种飘逸的着装，画中主角 不仅穿着“吊带衫”，而且还穿着“透视装”。
这大约是因为外衣所用丝绸材料和织艺太好，可以直接看到皮肤，所以从背后看，有点像现代女性的露背晚礼服。当然，这也表现了画家高超的技法。
杂裾垂髾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女子的服饰也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叠。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在其《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传世名作中,将这种服饰的风格呈现出来。其中的女性角色体态轻盈、婀娜多姿,而她们飘逸的服饰更加衬托出这种娇柔感。
当时的门阀望族女性,着装奢靡异常。服装不仅继承了秦汉之风,又在传统服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吸收借鉴了少数民族服饰特色。从服饰整体风格上来看,有上俭下丰的窄瘦式,也有褒衣博带的宽博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杂裾垂髾”式服饰。
◎《女史箴图集》中的仕女服饰
杂裾垂髾是 传统深衣的变制。深衣是衣、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 “被体深邃”，故得名。在上古的虞氏时代,人们在祭祀时戴冠,养老时穿深衣。
到了魏晋,深衣已不被男装采用,但在女装中仍有人穿着并有所变化。魏晋时上衣变短,衣身细瘦紧贴身体;领形分为斜襟和对襟两种,袒露出小部分的颈部和胸部,这在深衣里是没有的。
衣袖受到少数民族服饰影响，变得细窄，但在小臀部突然变宽。在袖口、衣襟、下摆等处，会装饰不同色彩的缘边。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也称“腰彩”，外束丝带。
魏晋时期, 中原地区饮食文化已经很发达。麦和稻已成为人们主食的两大基本构成。北方以麦为主，南方以稻为主。由于竹林七贤在北方活动，所以他们应该是以面食为主。中国丰富多彩的面食文化，食材即取之于麦，麦加工为面粉后，具有独特的韧性和口感。
多种烹饪技法
魏晋时，烹饪方式已经非常完善，现代的煎、炒、烹、炸、蒸、煮、烧、烤等手段都有应用。当时石磨已经广泛使用，加工面粉比较容易，面食种类也随之增多。彼时人们把所有的面食都称作饼。
◎甘肃高台魏晋墓葬壁画砖
◎由上至下分别为《切肉图》、《宴请图》、《进食图》
汤饼类似今天的陕西扯面,一手托住和好的面,一手撕片放入锅里，煮开后即可食用。《齐民要术》中介绍了各种饼的做法,有蒸饼、白饼、烧饼、髓饼、膏环、鸡鸭子饼等十六个品种,书中详述了其原料、制作过程与成品的形态和口感。
曹操写过一本《四时食制》，内容关于食制食法、饮食宜忌和卫生营养等方面,也是一部重要的饮食学著作,在饮食学发展中有重要地位。
厨具和餐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通百姓所用的餐具多为木制、陶制，而贵族使用的餐具则有贵重的金银器、玻璃器。 当时做饭用的厨具有 鼎、釜、镬等。
由于秦汉以来砖逐渐普及,砖灶以其易于制作和节约燃料之优势逐新代替鼎类高足金属炊具。釜和镬安放在灶上,可用于蒸煮。
曹植的《七步诗》中有一句“豆在釜中泣”,说的就是这种器具。有一种陶制的甑,是一种专门的蒸器,可以放在釜上,甑底部有小孔,可以让蒸汽进来把食物蒸熟。
◎《高逸图》中的魏晋食器与银器
当时的汤勺称为“匕”,喝流食使用。吃肉主要用刀和俎,就是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所指的用具。筷子称为“著”,当时也已经替及开来,西晋流传下来一句关于吃的感叹,就与筷子有关。《晋书》记载“食日万钱，犹曰无下著处”，意思是每天吃价值万钱的食物，还抱怨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美学大师宗华白曾说过: “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一个时代的建筑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形容为“初发芙蓉”。
礼制下的“出发芙蓉”
在竹林七贤生活的魏晋时期,各种房舍建筑仍然沿装汉代之风,在建筑技术上并没有大的进步,无论是皇宫这样的大型建筑,还是普通民居,都是按照汉代的传统技法建造,即土木混合结构建筑。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晋。据史料记载,建于公元387年的东晋建康太庙,墙壁用壁柱、壁带加固,表明它仍是土木混合结构建筑。
◎北魏·鹿王本生图·敦煌莫高窟第257窟
直到南北朝后期,由于兴建宫室、寺庙等建筑工程的规模较大,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佐证当时寺庙修建之风盛行,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变化。
有建筑术语如所谓的“侧脚”、“生起”等技法开始出现,这些技法可加强柱网在承重后的稳定性,同时也强化了檐口至屋角处翘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翘”。
这些在南北朝中后期出现的建筑技法,进入隋唐之后逐渐成为主流,完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在风格和式样上的一次重要的更迭。
雅致园林与陋室茅屋
山涛有“悬丝尚书”的清廉美名,他家里只有十多间屋子,子孙都不够住的。相反,另一位以奢侈出名的西普高官石崇就完全不同。《晋书》记载,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不仅有上百间屋子,而且都是高档装修的。
◎《洛神赋》中的楼船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这种高档私人住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园林修建得特别讲究。《洛阳伽蓝记·城东》记载了住在洛阳城东昭德里的司农张伦的住宅,里面的园林修建得非常美。
“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相属;深溪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
可见当时贵族对园林设计,极尽精巧之能事。这种精致的私家园林,一改汉代园林的粗放风格,由于受到老庄哲理、佛道精义的文化影响,造园的创作创作的方法既写意又写实。
南朝梁代诗人沈约在《悲哉行》中有这样的诗句:“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也是“旅”、“游"两个字最早组合在一起。出门在外,要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怎么吃饭,在什么地方住宿等。这些生活细节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
“马衰牛盛”
魏晋时代的一大特色，就是牛车“上位”，成为主流交通工具。而在此前的秦汉，乃至春秋时期，有身份的人出行 基本上都是马车。所谓“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就是说有钱有地位的贵族乘马车出行，而没钱没地位的人走路出行。
从周代起，经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中国古代的马车文化异常发达，马车种类复杂、名目繁多，使用马车的礼法也有严格的限制，不同地位的人使用相应规格的马车。不同规格的马车有着不同的标准，礼制对拉车的马匹的数量、构件的质地、车饰的图案、车盖的大小和用料都有严格规定。
◎《归去来兮书画卷》中描绘的乘坐牛车出行的场景
◎东汉·墓室壁画《出行图》
西汉初年，由于多年战乱，马的数暈锐减，《史记》记载，当时就连皇帝汉高祖刘邦的马车都配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所以，有的文臣武将只能乘牛车，后来西汉国力提升，帝王将相才重新坐上马车。
到了东汉末年，又是战乱纷起，牛车再次得到重用。史料记载，汉献帝在逃亡中，在没马车可坐的情况下，不得已也曾乘坐过牛车。可见当时牛车比较容易找。《晋书．舆服志》说牛车“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
◎甘肃高台魏晋墓葬壁画砖
◎由上至下分别为：《出行图》、《并驰图》、《射猎图》
牛车速度虽不及马车，但行驶颠簸小，乘坐相对舒适。然而牛车这一优点并不是其替代马车的主要原因， 正如前文所讲，长期战乱导致马匹数量锐减，这是马车被牛车取代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社会风气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