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巅峰时代，浩如烟海的唐诗成为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对世界许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在印刷技术尚不发达，报纸杂志更是无从谈起的唐代，这么多的唐诗是如何“发表”的呢？
赠人和送。即把自己写的诗作赠送给他人，或者专门为某人所写，或者和某人的原诗。赠送和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诗作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扩散和流传，也即“公开发表”。如大诗人李白就曾把自己写的《蜀道难》一诗，呈现给当时的文坛巨擘贺知章。贺知章读完李白的诗后，大加赞赏：“先生真是谪仙啊！”——你真是一位下凡的仙人呢。于是李白的“谪仙”之名和《蜀道难》诗不胫而走，迅速“蹿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曾把自己的诗作献给当时的诗坛前辈顾况。顾况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诗时，不禁拍案叫绝：“有句如此，居亦何难？”白居易由此名扬天下，其诗作出由此得以“发表”。遍览《唐诗三百首》中，好多诗作都属于这一类的。如李白的诗作《赠汪伦》《沙丘城下寄杜甫》，孟浩然的《秋登万山寄张五》，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诗。
逢墙则题。苦于无发表版面，唐代一些诗人便把驿馆、驿亭、寺观、景点等公共场所的墙、柱作为公共的“诗歌发表园地”。白居易在《蓝桥驿见元九题诗》中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晚唐诗人张祜曾在全国各地的十座著名寺观里题过诗。有些唐代诗人特别喜欢在名胜古迹上“发表”诗作，因为景点游人多，其诗作一旦“发表”后，传播会更加广泛而迅速。史书记载，饶州著名的景点干越亭上的题诗多达上百首。唐代诗人崔颢曾在黄鹤楼上“发表”诗作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某日，李白也来游黄鹤楼，他登楼远眺，胸襟大开，兴之所至，欲作诗一首，可一眼便看到了崔颢“发表”在楼壁上的诗作，李白大为折服，为之敛手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竟搁笔而去。
即席赋诗。不少诗人才华横溢，即席吟诗，出口成章，文采斐然，如王勃的《滕王阁诗》、郑谷的《席上贻歌者》。大历年间卢纶、韩胡、李端等所谓“十才子”，常奔走于王公贵戚的宴席上赋咏酬答，从而声名大振。即席赋诗，也使得很多诗人的诗作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得以“发表”和流传。
诗板留诗。到了中唐以后，一种新的“发表”形式出现了：一些民间旅馆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和生意，在店内醒目处，备了一块“题诗板”，专门让过往诗人题诗。一些诗人的诗作也由此“发表”并流传后世。史书记载，秭归县令繁知一听说大诗人白居易要路过巫山，就事先在巫山神女祠墙壁上用大字写道：“苏州刺史今才子，行至巫山必有诗”——公然向白居易“索诗”。
诗筒传诗。为了“发表”诗作，唐代诗人可谓绞尽脑汁，当时，人们还发明了一种特制的竹筒或瓷筒，用来相互间传递诗作。大诗人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时，与地方太守裴迪写诗唱和。因为该地竹子多，王维常用竹筒盛诗和裴迪互赠诗作。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也曾用瓷筒盛诗传与当地文人。诗人元稹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时，白居易常派歌伎高玲珑、谢好好用瓷筒传递双方诗作，白居易为此还写诗记胜：“为向两州邮诗作，高谢来去递诗筒。”更有趣的是，道士诗人唐球居然把自己的许多诗作装进一个大瓢内，放入河流，以期让更多的人读到他的诗句。
卖诗得传。唐代诗坛名家为了使自己的诗作能够“发表”流传，想出了卖诗一招，即把自己的诗作标价出售，他人买去，看在银子的面子上也会流传的。大诗人白居易一首诗标价一百金，一首《长恨歌》卖出了500金的天价。诗人李益在勾栏院之类的娱乐场所居住数月，居然可以以诗抵账——给勾栏院里留下了几篇诗作，便可以充做“代金券”。其实，李益卖诗给勾栏院的目的不是占便宜，而是通过歌伎们的嘴，传唱出去后，自己的诗作等于“发表”了。
文身传诗。谁也想不到，唐人竟会想到将诗纹到自己身上，也达到发表、流传的目的。唐代有个叫居要的县令抓捕了一个叫李胜的罪犯，县令判他杖刑一百。临刑时，犯人脱下衣服，只见该犯浑身都刺有时人诗作，县令查看，竟有一首自己写的七绝，大为感动，下令免刑。荆州有个叫葛清的人“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等人诗”，有的还自己配上图画，被时人称为“白居易舍人作诗图”。唐代长安人烟鼎盛，混混多，五陵年少，多以文诗为时髦，谁身上文有诗人新作，身价就高，很受勾栏青睐。
题画留诗。一些诗人为了让自己的诗作“传之后世”，想到了绘画：他们在绘画作品上题诗，画旁有诗，诗旁有画，诗画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画以诗名，诗以画传。如韦庄《金陵图》，就是一首题画之作，诗人看了六幅描写南朝史事的彩绘，有感而发，挥笔在画上题诗。
唐人崔颢一首诗令黄鹤楼声名鹊起。